中国-映像 从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角度，点滴记录中国大陆民主化进程。

余杰回应环球时报单人平：你们会付出代价

记者：我想就从《环球时报》的评论文章开始，比如文章中提到您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这是现实吗？以您的学识为什么您会成为中国的非主流？作为非主流，您在中国遭遇了什么？

余杰：关键我们要讨论什么是主流社会，在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社会中，整个社会舆论应该是一个多元状态，所以不应该只有主流的声音而没有非主流的声音，主流和非主流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才是正常、健康的社会，而不是对和官方有不同看法的观点就进行打压，甚至用非法手段打压。最近这几年，我在中国的遭遇，除了我被媒体全面封杀，不能在任何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也不能出版我的著作，即使是别人的著作中点到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也不能出现，一直到最近几年这种情况越来越恶劣，一直到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后，我遭受了非法软禁，绑架，酷刑等等，这恰恰说明中国社会还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没有活力的，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相信认同接受我的观点的人，都比接受和认同《环球时报》的这位"单人平"要多，我在被中国封锁的"博讯网"有个人文集，点击量就有七八百万，如果在自由的社会，我的观点能够得到自由的发表，我能够和"单人平"辩论的话，我深深相信，我的观点会被大多数中国同胞接受。

记者：文章也说您出走美国对你个人来说解脱，您的离开是解脱还是无奈的选择？

余杰：这次选择到美国我是经过了很漫长的、也是很痛苦的思考后才最终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我作为一个中文写作者，本身是不愿意离开母语写作的环境，前几天我到国外访问时，也有朋友劝我留下来，我说如果我的生命安全还有保障的话，我会留在中国。这次是我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我在海外发表文章这仅存的一点自由也被剥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才选择离开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实，说明中国被一个政党、特权利益集团所绑架和奴役，他们并不能代表中国，未来真正实现了民主自由的中国，象我这样的很多人都会重新回到中国。

记者：文章中说您去美国是逆向而行，认为中国现在向世界自由开放，您怎样评论中国真正的现实。

余杰：表面上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反差，很多海归会回到中国，也很多西方的政客、商人、大公司等到中国并被中国所吸引，这种吸引是一种利益的吸引，中国没有西方社会那种成熟的规则和制度的限制，他们就可以在中国迅速的赚很多钱，但是这样一种利益的驱动，是否对中国好？我们看到这几十年来，所谓的经济的飞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模式后面是中国环境的急剧恶化，两三亿的农民工权利被践踏，对能源的消耗和浪费，这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全世界被中国吸引和看好中国，只是短期的暂时的现象，未来中国发生大的动荡、危机和崩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象我这样热爱中国的，真正要把中国往民主宪政道路上推动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在最近两年来，在国内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比如最近这几个月，我的朋友廖亦武、张大军、张博树等他们都离开中国，这反衬出非常可悲的中国现实。

记者：这篇文章中也说您早年的成功代表中国没有禁锢自由，您早年的"成功"下的政治环境是怎样的？现在与以前相比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余杰：我1998年发表第一本书《火与冰》，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这是"八九民运"之后第一个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当时中国政府要作出相对开明的姿态，当时有个"小阳春"的说法，1998年的时候，新闻出版的控制相对放松，在这样的契机下，我的书得以出版，而且在北京大学一百年校庆的背景下也受到非常大的关注，那一代的很多大学生都看这本书，但后来舆论的控制越来越严，到了2004年后，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后，很多人都在憧憬"胡温新政"时，我就敏锐的感觉到一股寒流，04年后我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任何一本书。从我个人的遭遇上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大背景的变化，尽管在"胡温时代"，经济在继续发展，但是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对不同声音的打压上，比起江泽民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记者：文章中也使用了极端自由主义者来定位您，甚至还会预见您在美国将更加极端？您如何回应，接下来怎样开始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

余杰：这说明评论者完全不知道我的思想立场，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义是"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其实我所批评的对象里面，除了象中国专制政权以外，我也对西方自由主义有很多严厉的批评，我所要做的是把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在美国是比较接近共和党的理念、在英国是接受保守主义的理念，这些在中国是非常稀缺的，我对中国社会的批评与对美国社会的批评并不矛盾，我始终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我下一步在美国的这些生活之中，除了批评中国以外，我对所观察到的美国社会很多现实，提出批评性的看法来，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以独立的身份来批评当权者；

下一步我也会写作和出版在国内很难出版的书籍，比如说我前面两年来一直在写作的《刘晓波传记》，这也是刘晓波的妻子委托我来写的、唯一一本经她授权的《刘晓波传记》，因为在此前的四年时间里面，我们一直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他所参与的所有的民主和自由的活动，我都有参与，我这本书中有相当多的第一手材料，刘晓波虽然获得了诺奖，但他也是差不多十年来获得诺奖得主中，包括他的同胞和全球其他人最不了解的一位诺奖得主，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更多的向大家介绍他的生平、作品、思想，我也相信他的思想在未来中国社会转型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也对未来他成为中国的曼德拉式人物抱有巨大的希望。

记者：与出走对应的是归来，您是否想过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中国？

余杰：这不能以我个人意志为转移，在我离开中国前一天，北京市国保最高头子和我见面，最后那一刻他才答应放行，但他也给我很多恐吓，他说：你在海外不要以为就真的获得了自由，你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情你自己知道，如果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说了不该说的话，你就不能够回到中国来，这是很荒谬的现实，这样一个政权绑架了中国，我作为一个公民，《宪法》赋予了我自由出入这个国家的权利也被他们作为一个筹码，我个人是盼望中国社会早日发生变化，刘晓波先生被释放，我希望回到国内，可以和他一起办一份报纸、一份刊物或办一所大学，我相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记者：最后如果请您对这篇评论的作者"单人平"说一些话，您想表达什么？

余杰：他甚至都不能用自己的真名来发表文章，他只是来代表《环球时报》和《环球时报》背后中国官方中最僵化、最坚硬和顽固的那一部分人的观点，这样的人在未来的民主自由的中国，他会为曾经所作的恶劣的事情付出代价，甚至会被送上审判席，来承担法律责任。

采访记者：吴雨

骆家辉：中国局势“微妙”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资料照)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短暂停留期间,一月十八号接受了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访问,就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发表了他的看法。在回答中国目前的局势是否基本稳定这个问题的时候，骆家辉大使说：“我认为它是非常微妙-非常非常的微妙。但是2011年早些时候有些人呼吁中国发生一次茉莉花革命，而这种革命并没有发生。我认为只有中国国内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故，才会造成任何形式的主要动乱。”

骆家辉说，他在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之前，曾经以美国公民的身份一年之内数度访问中国。骆家辉说，他去年前往中国履新担任中国大使的时候，发现中国了发生难以置信的变化，让他非常震惊。

二十年前只有两百五十五万人口的一些城镇，现在已经发展成摩天大楼林立、拥有五百万人口的城市了。千百万人民成为中产阶级，向往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包括美国的品牌、美国电影和音乐。可是骆家辉表示，中国国内还有千百万的人民每日的生活费用相当于一美元。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动力十足但是反差很大的国家。

而骆家辉星期一晚间在接受美国PBS电视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人权状况“处于低落时期，并且日益恶化”。

骆家辉对电视节目主持人罗斯说，去年中东和北非爆发了导致一些政府被推翻的抗议浪潮之后，中国领导人对异议人士展开了大力镇压。他说，中国领导人害怕他们可能面对类似的抗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一月十七号说，骆家辉的评论“与事实不符”。他在例行记者会上对媒体坚称，中国尊重人权，那些被逮捕的人违反了中国的法律。

在接受全国公共电台采访的时候，骆家辉表示，尽管中国设法监控网民通过因特网社交网址来讨论中国的时事和政治社会问题，可是网民们总是领先一步，通过各种代码来讨论西藏问题、基本自由、以及中国的政策、政治制度和经济等问题。

骆家辉表示，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更为留意网民通过博客和因特网所发表的心声。他相信中国人民对政府的运作、贪污、不透明化以及忽视人民日常生活所担心的问题日益感到困惑。

谈到中国的对外关系，骆家辉说，中国显然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的贸易经济把重点放在太平洋地区以及整个世界。他们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其他的地区攫取自然资源。因此骆家辉认为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有一个很大的问号，究竟中国的居心何在。
不过骆家辉也表示，尽管我们对中国的人权记录和社会的公开度表示关注，可是美中两国军方领导人必须加强交流以防任何误判的局势发生。就如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几个月之前所说的，中国必须按国际规则办事，必须在国际贸易体制之内按规则办事。

茅于轼：我们真正的问题是特权问题

美国是最典型的，法国和新加坡有很多的国有企业，但肯定是以私有企业为主，不是以公有制为主。要改善政府对企业的服务，从管理型变成服务型，要取消各种价格的控制，取消限购，不能有限购，人民币要国际化，要符合WTO的要求，进一步开放，在政治上要还政于民，让人民的权利得到保障，严格尊重人权，取消特权，保护对外开放，流入世界大潮。

首先感谢中国有色峰会对我的邀请，今天我将用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所有的经济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由于时间关系，我要省去很多内容。首先讲讲经济问题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问题，我认为还是GDP问题，GDP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就是全国人民一年生产的财富总值，这个财富包括我们所有用交换得到的享受，不管你这个交换是拿来买粮食吃还是理发、旅游，都是一样的，它是用钱来表示的。
用什么钱来表示呢？价格，什么价格呢？均衡价格，什么叫做均衡价格呢？就是以这个价格你一定能够买得到，而且如果你有一个货，按照这个价格一定能卖得掉。能买得到，能卖得掉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在座的诸位做有色金属的买卖，你们赚的钱是不是GDP呢？是GDP，但是按照老的政治经济学的说法，你们赚的钱不是财富的创造，你们是从生产劳动中分了一点钱，所谓生产劳动是有色金属的开采、演练、他们创造的财富。你们做买卖的从他们创造的财富里分到了一点。因此一个国家要财富增加，不是去做买卖，而是去开采冶炼。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为什么错误呢？因为你们赚了钱可以买一些东西，超市里好几千种商品都能买。你们赚的钱和做开采冶炼赚的钱是一样的，所以一样的钱，没有区别，所以你们赚的钱就是财富的创造。这一条特别重要，就是一个经济存的钱可以买到一切东西，这个事儿好象不奇怪，但确实是一个经济学里最基本的问题。
你为什么能拿钱来买东西呢？诸位提供给社会的服务是有色金属的买卖，你提供信息、规避风险，在这方面你提供了服务。这种服务跟生产劳动的服务有没有区别呢？没有区别，在财富量上讲是没有区别的。就是你提供的服务为什么可以用来购买面包呢？如果你是个做面包的，你自己生产面包，自己吃面包，知道自己能吃多少就生产多少。但是你提供的是有色金属的买卖，你为什么能吃面包呢？这里最重要的奥妙就是有一个市场，这个市场保证一切商品的供给，用什么办法保证？非常简单，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一切商品，包括我们的有色金属，如果供过于求就会倒掉。因此在这个市场永远买得到，也永远卖得掉。
你在超市可以买到好几千种商品，包不包括粮食？当然包括粮食，因此粮食的安全、粮食的供给靠什么？靠市场，市场是什么？供不应求涨价、供过于求降价，所以你在超市可以买到粮食，有人不放心，说超市能买到粮食了，必须要有耕地的保障，要有18亿亩耕地，没有了耕地，你怎么买得到粮食呢？所以他认为你在超市可以买到粮食的原因是因为国家设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许减少，所以你能买得到粮食。这个看法对不对呢？你在超市可以买到刷牙的牙膏，你买牙膏靠什么红线呢？超市有好几千种商品吧？是不是每种商品都有一条红线呢？不对，没有那么多红线，只有一条线：供不应求涨价、供过于求降价。因此，只要有市场就不可能有什么粮食危机，什么能源危机，什么水危机都不可能发生。只有金融危机是真的危机，因为金融危机把这个市场给破坏了，我们在50年代末发生了大饥荒，那时的3000多万人为什么饿死？没有市场，不是没有耕地，也不是没有劳动。北朝鲜为什么那么多人饿死？没有市场，破坏市场，大祸来临。这一条太重要了，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是绝对不能破坏的，破坏了国际市场以后灾难就来临了，全世界的金融学家要懂得保护市场，很可惜，现在做不到，他们不见得懂得这个，他们保护的是别人的，如果你保护的是别人的，侵犯了市场，灾难就来临了，大难就来临了。
那么财富是怎么创造的呢？财富当然要有物，要有东西，要有粮食，要有矿等等，但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渠道是通过交换。GDP是怎么来的？就是交换出来的，统计局怎么算GDP？他们是把交换计入到GDP里面去。而且我们说的GDP是指用掉的东西，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GDP，要用掉，把它花掉了，这才是GDP。一个东西生产出来放在货架上，那不是GDP，把货架上的东西卖掉才是GDP。所以严格来讲，把GDP叫做国内生产总值不是太恰当，它不光是生产，更重要的是把它用掉。
我举一个例子说明诸位做有色金属交易赚的钱不是靠冶炼和开采，我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农民生产了100斤小麦，他拿这些小麦要磨成面粉才能吃，拿到磨坊去，请磨坊的老板磨成面粉，他拿了10斤小麦给磨坊，背回去90斤面粉，现在我问大家，磨坊得到的10斤小麦是磨坊创造的还是农民创造的？磨坊有没有创造财富？如果他们创造了财富，那么这10斤小麦是不是他创造的呢？你说他创造了财富，10斤小麦明明是农民生产的，他没有生产出小麦来，于是他没创造财富，但他把小麦变成面粉了，给社会服务了，你怎么说他没创造呢？这个问题就使得经济学家想不通，大概有100年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一直到马克思以后才得到了一个正确的回答：这10斤小麦，从东西来看，从“物”来看确实是农民创造的，但是从财富来看，从价值来看是磨坊老板创造的。怎么证明呢？农民拿回去的90斤面粉，它的价值比100斤小麦的价值高。他没有损失财富，他还得到了财富，从100斤小麦的财富变成90斤面粉的财富，90斤面粉的财富比100斤小麦要高，他没有损失什么。所以模仿得到的10斤小麦是他创造的，不是农民损失的。这个例子跟我们做有色金属交易是一样的，我们做交易赚的钱不是靠有色金属的开采和冶炼，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财富。我们赚的钱跟任何一个行业赚的钱一模一样，都可以买东西。所以中国改革30年，财富极大地增加，其原因就是大家都赚钱，而不是大家都不去种小麦，都去开采冶炼，是大家都赚钱，钱多了。现在中国什么多？钱多，钱多是什么意思？你买什么都行，什么东西都多。过去我们老是讲生产劳动，不讲劳动的价值，所以就很穷，现在我们换了理论，不用那种过时的理论了。
我们希望GDP越高越好，现在GDP提高的障碍在什么地方？不是生产不出来，而是用不掉，买得少。所以现在我们叫做需求不足，叫做生产能力过剩，生产的能力很强，但是货架上的东西卖不掉。你卖不掉又不能订货，不能订货工厂就不能开工，生产就没有了。所以生产的多少现在取决于消费，取决于用掉，过去的情况是卖方市场，买得很多，生产不出来，现在是相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大多数时间都是需求不足，都是买得不够，不是产不出来。我们的GDP拿来干什么用呢？三个用场：一是消费，我们吃的，穿的，用的，玩的都是GDP；二是投资，比如盖一座大楼，修一条地铁，这不是消费，这是投资，我们生产的GDP被拿来投资了；三是出口，现在我们拿来消费的占多少呢？占47%。投资占到多少？占到49%，出口占4%，消费占47%，投资占49%，这两个加起来是96%，还有一个4%是出口了。我们消费的47%当中老百姓消费的是34%，政府消费的是13%。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大家辛苦了一年，创造了多少财富呢？拿去年来讲，4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我们享受的，我们吃的穿的玩的、美容理发上学医疗一共是多少？1/3，34%。这个数字是非常偏低的，我们创造的财富只享受了1/3，那2/3跑哪儿去了？政府消费了13%。政府的办公用品、出差、公车消费，不包括政府建大楼，政府建的大楼是属于投资。出口的4%不算多，但是我们每年都有一定数额的出口，因此积累起来现在变成了天文数字。现在我们出口在外的东西有多少钱？20万亿。我们一年生产40万亿，现在出口在国外剩下的钱是20万亿，也就是外汇储备，我们的外汇储备是3万多亿美元，相当于20万亿人民币。所以今后我们国家的结构调整要大大提高居民消费，像美国的居民消费差不多要占到70%，而我们只有30%，连他们的一半都不到。他们生产出来的财富大部分是自己享受掉了，我们生产出来的财富只享受了1/3.
我讲讲现在的状况跟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相比，人口从9亿增加到了13亿，增加了38%，但是小学生的人数从1.5亿减少到了1个亿，他们长大了就是劳动力。人口增加了这么多，小学生还减少了1/3，这是中国面临的人口大问题。进城打工的农民原来是吃不饱饭的，农村有很多人吃不饱饭，进城打工能吃饱饭，一个月还能拿到几百块钱，他非常满意，再苦再累的活他都肯干，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进城打工的人可以得到好的教育，信息非常通畅，国内的事儿国内的事儿他们都知道，因为他们会上网了，不一样了。现在一个人一个月的收入相当于30年前一年的收入，就拿买粮食来讲，现在一个人一个月的收入差不多可以买一年的粮食。政府有老干部打天下、坐天下，现在这些人变了，原来那批人没有了，现在都是硕士、博士和留学回国的知识精英。本来是无产者，现在变成有产者了，我们让他们登记他们的财产他们还不太愿意。早先移民想到外国去多挣点钱，现在移民不是了，到外国是求安全，因为财产、人身比较安全。从前的国企赔钱，赔得财政负担不起，都被卖掉，现在国企赚钱赚得不得了，但是国企赚钱不是靠他们降低成本，主要是靠他们的垄断位置。社会民间也不同，老百姓过去要求的是平反，现在要求的是维权。政府也不一样了，政府那个时候要求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现在是维稳。中央集权、领导集权的形势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温家宝和吴邦国他们两个意见不一样，他们说的话不一样，这些都是党内的领导结构和30年前非常不一样了。
这就涉及到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中央经济工作提出“要发展实体经济创造财富”，我觉得这个话有问题，他们不承认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是相关的，诸位赚的钱都不是实体经济，由于中央的这个看法的片面性，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制造大国，我们是全世界的制造中心，什么衣服、玩具、电子产品在全世界的超级市场都可以看到中国的产品，我们是制造中心，但是我们这个钱挣得很苦啊，人家没有搞制造中心却赚了很多钱，什么原因？他们就是虚拟经济赚的钱，各位做的都是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业，我们不懂得金融业是创造财富的，因为金融业就是把数字搞来搞去，这没有财富创造，但是人家金融业赚了好大的钱，他们赚的钱是财富创造吗？当然是，如果不是的话，他们怎么用这些钱买东西啊？财富跟物是两回事，刚才我举的例子已经说明，农民种了100斤小麦，这是劳动生产的小麦，没有错，但是把这些小麦变成面粉，它的价值提高了，重量却减少了，我们要的是价格，不是重量。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广东出香蕉，上海出不了香蕉，但是我们上海人也要吃香蕉，所以香蕉在广东吃掉和在上海吃掉是不一样的。同样的香蕉，你拿到上海、拿到北京来吃比在广东吃掉的价值要高。香蕉还是那个香蕉，拿到北京，拿到上海就不一样了，这叫做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一个社会怎么发财，怎么创造财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不光是要有物，更重要的是物要尽其用。换句话说，物可以不尽其用，可以把它用错、用浪费了，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就是研究资源配置，什么意思呢？就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同样的物，我们把它用好了。过去计划经济就知道要生产物，却不知道这个物生产出来怎么用。人也不能够尽其才，我们的知识分子被赶到农村种地，种了十年地，我在农村呆了十年，你怎么能让我尽其才呢？在座的各位没有去种过地，老农种地有长处，你们种地肯定不行。所以财富的创造靠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那么经营业怎么创造财富？经营业就是钱尽其用。钱可以用好，也可以用坏，看你怎么用，把钱用到最有效的地方去，最需要钱的地方去，你把钱给他用，这个金融业就非常好。你把钱借给那些不太需要的，并且赔钱的项目，你把钱给了他。那个非常赚钱的项目得不到钱，这个金融业就是很糟糕的金融业。利息率就表示一个钱的生产率，所以钱要给谁来用呢？给能出得起高利息的人用，利息越高说明生产钱的能力越高。因此就要发展高利贷，什么道理呢？高利贷，利息的最高，说明能够钱尽其用。你把钱给高利贷的人，钱就发挥作用了。你不给他，给那个低利贷的，你的钱就没尽其用了。所以我说要为高利贷平反。但是我也不赞成利息率很高，因为这确实是一种剥削，你享受了现在的高利贷50%，100万一年就可以拿50万的利息，这个太霸道、太不合理了。尽管他钱尽其用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合理。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为什么利息率高？因为很难借到钱，利息率就高了，很容易借到钱，利息率就上来了，怎么叫做容易借到钱？就是增加供给，任何东西都一样，供给增加了，价格就下来了。为什么高利贷少？愿意放高利贷的人少，政府禁止高利贷，不让它有，因此高利贷很少，要借钱就很困难了。所以解决高利贷的办法是大都放高利贷，高利贷就没有了，利息率就上来了。美国为什么没有高利贷？因为大家都在放高利贷。各位都出去放高利贷，高利贷的利息肯定会下来，而且放高利贷也好、在银行拿利息也好，这是财富的创造，这不是财富的转移，不是把别人的钱转移到你这里，你是创造财富的。
财富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财富就是通过交换生产出来的。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这个交换扩大到了全世界。其结果是什么？全世界因为中国参加世贸组织都变富了，什么原因？我给大家说个很简单的道理，全世界有70亿人口，要吃25亿吨粮食。每年还增加1个亿，每年人口差不多增加1个亿。这1个亿的人口生出来之后要吃粮食吧？这个粮食请谁去生产呢？是中国生产？还是由美国、苏联生产？应该在一个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各个国家生产成本是不一样的，因为自然条件不一样。你怎么知道什么地方生产成本最低呢？通过贸易就知道了，凡是价格低的地方成本就低。因此价格低的地方粮食应该多生产，出口到成本高的地方去。这就是一个例子，怎么使得全世界的财富增加，降低你的生产成本？怎么才能降低呢？拿粮食作例子，粮食生产成本低的地方多生产。我们做有色金属也一样，中国是有色金属的一个出口大国，如果中国不出口有色金属，当然，我们有进口的，比如铜都是进口的，但稀土是我们大量出口的。如果我们不入口，让那些国家去生产稀土，他们的成本就非常高，中国生产稀土的成本就很低，因此中国生产稀土并出口，它们的价格就下降了，财富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所以中国入世十年，全世界得到中国的好处非常非常地大。刚才我说过，全世界的超市里差不多都能看见中国的产品，他们都享受了很便宜的、质量也不错的中国的产品，买到便宜东西了，那就是财富创造嘛。所以交换创造财富，不是等价交换。柯林斯说的等价交换是错的，等价干吗要交换啊？价格不一样才会交换嘛，因为你的东西贵，我出口给你我就赚钱了，因为我这儿的东西便宜。但是这里涉及到一个汇率的问题，就是你生产的成本要用到汇率，我们人民币的汇率压得很低，看起来我们干什么都是成本低的，因为有大量的出口，人家大量出口有他的好处，就是他们买到了便宜的商品，但是也有一个坏处，他们的消费都是在中国生产，在国内生产得少了，国内的就业就会发生问题，国内的就业非常困难。当前美国跟中国主要的矛盾就是就业的矛盾。
金融业扩大了收入，但是配置却不公平，因为金融业是用别人的钱来赚钱的。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都一样，银行用别人的钱来赚钱，我们大家的存款存在银行，他们用大家的钱去赚钱。证监会我们买股票把钱给了企业，他们用我们的钱去赚钱。保监会用客户的钱，因为他们用别人的钱，所以要有监督，要有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其它的行业不需要监督，我用自己的钱，你们干吗监督啊？而且金融业用小钱赚大钱，它的利润是非常高的。各位如果买基金就知道了，亏的话都是你的，赚的跟你分。因此就扩大了贫富差距，拿钱赚钱，穷人没有钱，沾不到光，钱多的人就会更多，扩大了贫富差距。华尔街觉得这么赚钱很不公平，但是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我想不出来什么解决办法。所以这就会产生公平和效益的矛盾。市场能够有效地生产出财富来，但是产生了收入分配的差距。为了实现公平有各种方法，有的是用革命的办法，把有钱的人的钱没收掉，也有收税的办法，还有做慈善的办法，在民间做慈善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公平和效益总归是矛盾的。中国的生产能力非常强，全世界第一，为什么？大家都忙着赚钱。如果没有不公平，如果是全国人民吃大锅饭那就没有生产能力。你们信不信？假定从下个月开始，中央政府决定每个人一个月拿三千块，不管你干什么都一样。中国的生产力马上降低，过一年中国就要出大问题。不光中国这样，美国也一样，美国的生产能力很强，你让他们吃大锅饭，他们马上就完蛋，可见公平是不能绝对公平的，绝对公平要出大事儿。我们试验过，特别是让农民吃大锅饭他们就不想干了，他们就怠工了，粮食就产不出来，全国人民都挨饿。后来改成家庭承包包产到户，马上不就解决问题了？好几十年吃不饱，一下子就吃饱了，现在都吃得营养过剩了，肥胖病，这就是改革了吃大锅饭，吃大锅饭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差距。我们要承认，差距是合理的，但是太大的差距是不合理的，要缩小差距。但是缩小到什么算好呢？这个事儿很难说，反正是得有差距，不能没有差距。
革命永远是对的，马克思、恩格斯、查韦斯、卡斯特罗都有大量的追随者，但他们指的是全社会更穷，没有办法使大家变富。大家可能不知道，印度有10亿人口，有2亿“毛派”，走毛泽东路线，这2亿毛派已经几十年了，他们就是穷，所以总是有人支持，有人相信毛泽东，但他们就是穷，几十年解决不了。他们不只是一个政党，他们也有武装的，印度政府派兵去打都打不过。印度的“毛派”是全世界最大的，有2亿人，别的国家只有几千万人口，印度有2亿人，这是不得了的数字啊，他们老是穷，所以老是追求公平，老是摆脱不了。
刚才我讲过，收入分配要有差距，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特权问题。我们的要就业率，只注重收入的分配，不注重权力的分配，很少人关注权力的分配。我们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提出了民主和科学，1966年联合国提出了人权，人权比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更重要，没有民权的民主和科学是口碑的。我们把民主看作少数服从多数，如果没有人权，少数服从多数是非常可怕的。，你的生命、财产都没有保障了。有人说你是个反动派，就把你给抓了，给打了，财产给没收了，没有人权。所以说反特权比人权的口号又近了一步。所以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是人权的问题，不是收入差距，但问题的根不在于收入分配上，在权力的分配上，在特权上。收入差距可以看得见，特权是看不见的，其实特权是问题的根本。什么叫特权？法律管不住他，他不守法你没办法，各地都有人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我相信全国各地都有，上海也有，北京是最典型的，我就住在钓鱼台旁边，每天都有特权者来来去去，他一来就交通管制，别人都不能走，就他能走，你凭什么就可以违反交通规则？国家垄断行业金融业、石油，连煤矿都想垄断，财经、通讯，3.3万亿美元的外汇，大家知道，我们在外国有3.3万亿的外汇储备，你们在座的诸位能用这个钱吗？那是中国人的钱，但是你们没法用它。特权的人可以用，我们老百姓不能用，很可悲啊。几千年就是个特权社会，皇帝的特权最多，一品官也有特权，一直到九品芝麻官都有特权，老百姓就没有人权了。解放后没有解决特权的问题，反而加剧了特权。领导人是不受法律制约的，你不要说中央政治局委员，就是一个省长、一个市长都不受法律制裁。我们说“双规”是什么意思？这个领导同志有了问题，让他在规定的时间、地点交代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人有了问题，法律不能治他，等到“双规”说这个人有了问题，移交法院审判，这个时候法院起作用了，在此之前法院是不起作用的。所以你只要当上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你就进了保险箱了，检察院不能起诉你，要“双规”之后才能起诉你，你只要不被“双规”，在保险箱里呆着就没事。所以解决人权不平等才是当务之急。
前面我讲过，粮食也好、能源也好，水也好，都没有危机，只要有市场，关键在于市场。所谓的市场就是价格是自由的、是浮动的，供不应求会涨价，涨价以后供比增加了，需求减少了，就不会供不应求了。可能能源价格很贵，1桶石油100多美元，但这是因为缺才贵，如果东西很缺又不贵，被人随便用，那就很糟糕了。所以一个市场的好处就是能够把稀缺性通过价格告诉全社会，现在什么东西缺，价格很高，大家省着点儿用，这正好就是一个市场的功能。所以所谓的粮食危机、石油危机就是价格贵了，价格贵是应该的嘛，他们东西缺了，当然应该贵了。真正的危机是金融危机，它破坏了市场，一旦市场停止工作，危机就真的要发生了。
那么我们说中国明年的情况是怎样的？我觉得最大的风险还是在于房地产，房地产的风险非常非常大。全国各个大中城市空房都非常多，我看上海的空房也不少。空房多就是危险，这些房子并不是真正地被需要，空在那儿了，不住人了，它们是用来投机的。大家知道，投机赚钱是真正财富的创造，但是变成泡沫就不一样了，泡沫不是财富创造，它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的风险。
最后我谈谈中国的未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经济上进一步私有化，中国改革成功首先不是公有制，而是私有化。我们从百分之百的公有制，现在有一半多的私有制，要使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还要进一步地私有化。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靠着公有制能够成功的，成功的国家都是私有制，中国不可能例外，中国还是要靠私有制来成功。当然，私有制不等于就没有公有的企业，公有企业是可以有一些，但是很少。像美国就干脆没有，美国没有公有企业的，他们最大的公有企业就是邮政局，美国邮政局是公有的，但是美国的邮政局是很糟糕的，美国的老百姓非常反感，想了很多办法，到现在还没有解决问题，还是公有的。其它的美国国防、武器生产都是私有的，我们认为也是不可想象的，美国关犯人的监狱都是私有化的，美国有50个州，有33个州的监狱都是私有化的，监狱包给一个人去干，伙食、卫生、安全政府都不管的，政府给你钱，给它外包了。美国是最典型的，法国和新加坡有很多的国有企业，但肯定是以私有企业为主，不是以公有制为主。要改善政府对企业的服务，从管理型变成服务型，要取消各种价格的控制，取消限购，不能有限购，人民币要国际化，要符合WTO的要求，进一步开放，在政治上要还政于民，让人民的权利得到保障，严格尊重人权，取消特权，保护对外开放，流入世界大潮。这就是我今天的发言，谢谢大家！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有色金属峰会暨上海有色网2011年会”上的讲话整理稿。）
来源:东方财富网

中共称北京人均GDP达富裕国 民众：被富裕

（大纪元记者金靖报导）中国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于秀琴日前表示，按常住人口计算，去年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折合12,447美元，已经接近富裕国家的水平。中国人真的富裕了吗？专家和民众都认为，官方的数据反而说明中国大陆的贫富分化已经非常严重，人民已经“被富裕”。

北京市统计局初步核算，2011年全年北京GDP达16,000.4亿元，到2011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2,018.6万人，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80,394元（按年平均汇率折合12,447美元）。于秀琴称，按照2010年世界银行划分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贫富程度标准来看，12,447美元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中上等收入档的上限，说明北京社会生产力发展综合水平已经接近富裕国家。

“说明中国大陆的贫富分化已经非常严重”

海外经济学家草庵居士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北京人均GDP已接近富裕国家水平”对中共来说并不是一件光彩和值得炫耀的事情。

草庵居士认为，中国大陆整体人均GDP世界排名在127位，北京人均GDP已接近富裕国家水平的话，那么这本身就反映出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说明中国大陆的贫富分化已经非常严重，说明中共的政策出了问题，所谓的“和谐社会”并不“和谐”，“共同富裕”并未“富裕”。

中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1960年第78名，1970年第82名，1980年第94名，1990年第105名，2008年第106名，2010年第127名。

2011年7月份，联合国的经贸组织下属的一个调查机构发表了调查数字，其中提到中国大陆现有7亿人口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以官方报出的13亿人口计算，贫困人口占到了54%。

即便是按照2009年官方报出的人年均收入是2千元人民币来计算，折合美元也不过是3百元，也低于国际贫困标准的人日均收入一美元。而这个贫困标准还是20多年前的标准，而现在的标准则是人日均收入1,25美元。

草庵居士表示，所以说无论官方宣传的有多么的辉煌，人民又有多么的幸福，实际上中国大陆的人民是整体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北京市民：人民“被富裕”

北京公益中国主编徐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北京人均GDP达富裕国家水平？也对！国企高管，他们的收入多高，一年几百万，广大民众都是‘被富裕’的那部份人。”

徐先生认为，北京的贫富悬殊是日渐加大，像三公消费，还属于隐形收入，未纳入公务员的正常收入中去。“像我们这种工薪阶层，除了各种繁重的税收、保险，加之通货膨胀，日子也是感觉过得紧巴巴的”。

徐先生分析，北京之所以GDP高，主要是资源的倾向性，由于是首都，政治资源最为丰富，加之国家对北京的补贴也是最大的，公共投入也比较大。

徐先生表示，但从世界范围来看，教育、医疗、公共卫生投入占GDP比重特别少。就拿公益投入来说，美国在公益中的投入在GDP中占10%以上，而中国大陆的公益投入在GDP中只占不到1%。

中国大陆GDP中教育投入与世界的比较

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平均占GDP的比例为5,1%，发达国家为5,3%，撒哈拉的南非国家为4,6%，印度为3,5%，最不发达国家为3,3，而中国只有2,3%。

占世界人口1/5的受教育人口的中国人，只用了占世界各国教育总开支的1,5%；美国两亿人口，教育经费为7千亿美元，中国十三亿人口，教育经费仅400亿美元。

以 2003年开始，肯尼亚这个经济落后国家克服重重困难，破天荒地实行了小学义务教育。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义务教育并非中共那个“义务教育”，而是真正的全免费教育，学生完全不交书本费、学费和杂费等一切学习费用。继肯尼亚之后，马拉维、莱索托、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等国也都实行了小学免费教育。 2/3非洲国家的教育经费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4%。

中国大陆GDP中医疗投入与世界的比较

中国公共卫生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在全球191个国家中排名第188（倒数第四），美国是13,9%，瑞士是10,9%，WTO制定的最底投入标准为5%。

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但医疗服务支出不到全国总支出的20%。中国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投入比不上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乌干达。

中国官民比例1:28世界第一

当代中国官民比例之高举世罕见。有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供养1个干部）；从横向上看，1999年中国的官员比例是 1：28人，印尼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国是1：164人，美国是1：187人。农村社会的基层政府是典型的“吃饭型财政”，行政管理费及工资支出占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80%~90%。

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认为，中共所谓的改革实际上是中共对社会的又一次财富掠夺，中共当权者利益小集团才是真正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当前中国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社会矛盾激化到了临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