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山素季

“夫人”昂山素季

由于缅甸政府一度决意要将昂山素季的名字从民众的记忆中清除，因此昂山素季的名字在缅甸是不允许提的，人们都以“夫人”来尊称她。而著名导演吕克·贝松的影片《夫人》正是以昂山素季的一生作为蓝本拍摄的。其中，女演员杨紫琼因为出演昂山素季已经被缅甸政府列入了黑名单，不能进入缅甸。

65岁的昂山素季，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部手机，并第一次登录了Facebook与全世界爱戴她的人们交流。她在演讲中对人们说：“昨天，我第一次用上了这样的手机。而在6年前还没有这样的东西。在使用手机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把嘴凑到哪儿说话。”

祖父母

昂山素季的祖父吴巴，祖母杜素。昂山将军出生时父母原本为其取名为貌腾林。但由于其兄名叫昂丹，故后来父母将他改名为昂山。

父亲德钦昂山

1915年，德钦昂山出生在缅甸马圭县那卯镇一个佛教家庭。1939年8月15日，德钦昂山秘密成立缅甸共产党，并出任缅共总书记。他曾借助日本势力对抗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成功。二战中，德钦昂山奋起反抗日本军队在缅甸的暴虐统治。战后，英国殖民者重返缅甸，他则继续为缅甸独立而战斗。

1947年，他与当时的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定下了保证缅甸在一年内完全独立的“昂山-艾德礼协定”。但就在国家独立前夕，32岁的昂山将军被政治对手刺杀。他作为领导反抗英国殖民统治、抗击日本占领、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英雄，被缅甸人尊称为“国父”。

母亲金姬

金姬是一名护士，二战中她与当时正在奋力抗日的德钦昂山相识相恋。1942年，他们结为夫妻。

在丈夫被刺杀后她强忍悲伤，也并不寻求报复，反而继承丈夫的遗志继续推动缅甸建国，并在建国后出任缅甸国会议员，致力于改善本国妇女和儿童的健康福利问题。

金姬曾出任缅甸驻印度和尼泊尔大使。1960年，昂山素季随母亲来到了新德里。正是那段时期，昂山素季初次接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

1933年3月金姬在缅甸突然中风，生命垂危。昂山素季毫不犹豫地从英国飞回国内照料母亲，并且再也没有离开缅甸。

大哥昂山欧

昂山欧与妹妹持有不同政见，迁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他一直作为缅甸军政府的潜在代理人对昂山素季进行中伤并协助囚禁她。昂山欧因争夺父辈留下的房产将昂山素季告上法庭，外界也一度传言昂山欧欲将房产所有权出卖给军政府。但最终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因为根据相关法律，昂山欧身为美国公民不能在仰光拥有房产。

二哥昂山林

昂山林8岁时因溺水而不幸夭折。

丈夫麦克·阿里斯

昂山素季的丈夫迈克·阿里斯是研究西藏文化的英国学者、牛津大学的教授。1964年，昂山素季入读牛津大学圣休学院，曾出任英国驻缅甸大使的保罗-戈尔·布斯，为昂山素季提供了在英国的住处。就是在布斯家里，昂山素季结识了阿里斯。

从一开始阿里斯就知道昂山素季绝不是一位普通女子，他支持昂山素季的选择，并在结婚时承诺妻子，“我永远不会站在你和你的祖国之间。”他们组建家庭，共同生活了16年。

阿里斯于1997年被查出罹患癌症。昂山素季深知自己一旦离开缅甸就再无机会回来，于是，在艰难的抉择以后她毅然选择留在缅甸。

阿里斯在病重期间，曾多次请求缅甸当局允许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去看看妻子，都遭到拒绝。在分离的11年间，两人只见过五次面，而1995年圣诞节之后，阿里斯便不再获准进入缅甸。1999年3月7日，阿里斯去世。而在军政府的多番阻挠之下，昂山素季深知没有机会回英国与他告别。

儿子们

亚历山大·阿里斯和金·阿里斯

因为常年被软禁，昂山素季只在少数场合见过自己的两个儿子。儿子们也只能通过母亲的演讲、媒体报道及在间谍监视下的短暂探望来了解母亲。昂山素季说：“我十分想念我的孩子们，虽然不能见面一起共享天伦之乐，但我知道他们其实从未离开过我。”

1 9 9 1年，昂山素季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她无法亲自前往挪威领奖，只好让两个儿子代替自己发表了答词。这份答词中，他们引述了昂山素季的名言：“在缅甸追求民主，是一位国民作为世界大家庭中自由与平等的成员，过一种充实全面、富有意义的生活的斗争。它是永不停止的人类努力的一部分，以此证明人的精神能够超越他自然属性的瑕疵。”

余杰：关键我们要讨论什么是主流社会，在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社会中，整个社会舆论应该是一个多元状态，所以不应该只有主流的声音而没有非主流的声音，主流和非主流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才是正常、健康的社会，而不是对和官方有不同看法的观点就进行打压，甚至用非法手段打压。最近这几年，我在中国的遭遇，除了我被媒体全面封杀，不能在任何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也不能出版我的著作，即使是别人的著作中点到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也不能出现，一直到最近几年这种情况越来越恶劣，一直到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后，我遭受了非法软禁，绑架，酷刑等等，这恰恰说明中国社会还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没有活力的，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相信认同接受我的观点的人，都比接受和认同《环球时报》的这位"单人平"要多，我在被中国封锁的"博讯网"有个人文集，点击量就有七八百万，如果在自由的社会，我的观点能够得到自由的发表，我能够和"单人平"辩论的话，我深深相信，我的观点会被大多数中国同胞接受。

记者：文章也说您出走美国对你个人来说解脱，您的离开是解脱还是无奈的选择？

余杰：这次选择到美国我是经过了很漫长的、也是很痛苦的思考后才最终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我作为一个中文写作者，本身是不愿意离开母语写作的环境，前几天我到国外访问时，也有朋友劝我留下来，我说如果我的生命安全还有保障的话，我会留在中国。这次是我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我在海外发表文章这仅存的一点自由也被剥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才选择离开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实，说明中国被一个政党、特权利益集团所绑架和奴役，他们并不能代表中国，未来真正实现了民主自由的中国，象我这样的很多人都会重新回到中国。

记者：文章中说您去美国是逆向而行，认为中国现在向世界自由开放，您怎样评论中国真正的现实。

余杰：表面上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反差，很多海归会回到中国，也很多西方的政客、商人、大公司等到中国并被中国所吸引，这种吸引是一种利益的吸引，中国没有西方社会那种成熟的规则和制度的限制，他们就可以在中国迅速的赚很多钱，但是这样一种利益的驱动，是否对中国好？我们看到这几十年来，所谓的经济的飞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模式后面是中国环境的急剧恶化，两三亿的农民工权利被践踏，对能源的消耗和浪费，这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全世界被中国吸引和看好中国，只是短期的暂时的现象，未来中国发生大的动荡、危机和崩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象我这样热爱中国的，真正要把中国往民主宪政道路上推动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在最近两年来，在国内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比如最近这几个月，我的朋友廖亦武、张大军、张博树等他们都离开中国，这反衬出非常可悲的中国现实。

记者：这篇文章中也说您早年的成功代表中国没有禁锢自由，您早年的"成功"下的政治环境是怎样的？现在与以前相比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余杰：我1998年发表第一本书《火与冰》，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这是"八九民运"之后第一个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当时中国政府要作出相对开明的姿态，当时有个"小阳春"的说法，1998年的时候，新闻出版的控制相对放松，在这样的契机下，我的书得以出版，而且在北京大学一百年校庆的背景下也受到非常大的关注，那一代的很多大学生都看这本书，但后来舆论的控制越来越严，到了2004年后，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后，很多人都在憧憬"胡温新政"时，我就敏锐的感觉到一股寒流，04年后我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任何一本书。从我个人的遭遇上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大背景的变化，尽管在"胡温时代"，经济在继续发展，但是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对不同声音的打压上，比起江泽民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记者：文章中也使用了极端自由主义者来定位您，甚至还会预见您在美国将更加极端？您如何回应，接下来怎样开始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

余杰：这说明评论者完全不知道我的思想立场，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义是"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其实我所批评的对象里面，除了象中国专制政权以外，我也对西方自由主义有很多严厉的批评，我所要做的是把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在美国是比较接近共和党的理念、在英国是接受保守主义的理念，这些在中国是非常稀缺的，我对中国社会的批评与对美国社会的批评并不矛盾，我始终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我下一步在美国的这些生活之中，除了批评中国以外，我对所观察到的美国社会很多现实，提出批评性的看法来，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以独立的身份来批评当权者；

下一步我也会写作和出版在国内很难出版的书籍，比如说我前面两年来一直在写作的《刘晓波传记》，这也是刘晓波的妻子委托我来写的、唯一一本经她授权的《刘晓波传记》，因为在此前的四年时间里面，我们一直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他所参与的所有的民主和自由的活动，我都有参与，我这本书中有相当多的第一手材料，刘晓波虽然获得了诺奖，但他也是差不多十年来获得诺奖得主中，包括他的同胞和全球其他人最不了解的一位诺奖得主，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更多的向大家介绍他的生平、作品、思想，我也相信他的思想在未来中国社会转型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也对未来他成为中国的曼德拉式人物抱有巨大的希望。

记者：与出走对应的是归来，您是否想过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中国？

余杰：这不能以我个人意志为转移，在我离开中国前一天，北京市国保最高头子和我见面，最后那一刻他才答应放行，但他也给我很多恐吓，他说：你在海外不要以为就真的获得了自由，你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情你自己知道，如果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说了不该说的话，你就不能够回到中国来，这是很荒谬的现实，这样一个政权绑架了中国，我作为一个公民，《宪法》赋予了我自由出入这个国家的权利也被他们作为一个筹码，我个人是盼望中国社会早日发生变化，刘晓波先生被释放，我希望回到国内，可以和他一起办一份报纸、一份刊物或办一所大学，我相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记者：最后如果请您对这篇评论的作者"单人平"说一些话，您想表达什么？

余杰：他甚至都不能用自己的真名来发表文章，他只是来代表《环球时报》和《环球时报》背后中国官方中最僵化、最坚硬和顽固的那一部分人的观点，这样的人在未来的民主自由的中国，他会为曾经所作的恶劣的事情付出代价，甚至会被送上审判席，来承担法律责任。

采访记者：吴雨

骆家辉说，他在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之前，曾经以美国公民的身份一年之内数度访问中国。骆家辉说，他去年前往中国履新担任中国大使的时候，发现中国了发生难以置信的变化，让他非常震惊。

二十年前只有两百五十五万人口的一些城镇，现在已经发展成摩天大楼林立、拥有五百万人口的城市了。千百万人民成为中产阶级，向往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包括美国的品牌、美国电影和音乐。可是骆家辉表示，中国国内还有千百万的人民每日的生活费用相当于一美元。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动力十足但是反差很大的国家。

而骆家辉星期一晚间在接受美国PBS电视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人权状况“处于低落时期，并且日益恶化”。

骆家辉对电视节目主持人罗斯说，去年中东和北非爆发了导致一些政府被推翻的抗议浪潮之后，中国领导人对异议人士展开了大力镇压。他说，中国领导人害怕他们可能面对类似的抗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一月十七号说，骆家辉的评论“与事实不符”。他在例行记者会上对媒体坚称，中国尊重人权，那些被逮捕的人违反了中国的法律。

在接受全国公共电台采访的时候，骆家辉表示，尽管中国设法监控网民通过因特网社交网址来讨论中国的时事和政治社会问题，可是网民们总是领先一步，通过各种代码来讨论西藏问题、基本自由、以及中国的政策、政治制度和经济等问题。

骆家辉表示，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更为留意网民通过博客和因特网所发表的心声。他相信中国人民对政府的运作、贪污、不透明化以及忽视人民日常生活所担心的问题日益感到困惑。

谈到中国的对外关系，骆家辉说，中国显然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的贸易经济把重点放在太平洋地区以及整个世界。他们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其他的地区攫取自然资源。因此骆家辉认为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有一个很大的问号，究竟中国的居心何在。
不过骆家辉也表示，尽管我们对中国的人权记录和社会的公开度表示关注，可是美中两国军方领导人必须加强交流以防任何误判的局势发生。就如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几个月之前所说的，中国必须按国际规则办事，必须在国际贸易体制之内按规则办事。

首先感谢中国有色峰会对我的邀请，今天我将用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所有的经济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由于时间关系，我要省去很多内容。首先讲讲经济问题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问题，我认为还是GDP问题，GDP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就是全国人民一年生产的财富总值，这个财富包括我们所有用交换得到的享受，不管你这个交换是拿来买粮食吃还是理发、旅游，都是一样的，它是用钱来表示的。
用什么钱来表示呢？价格，什么价格呢？均衡价格，什么叫做均衡价格呢？就是以这个价格你一定能够买得到，而且如果你有一个货，按照这个价格一定能卖得掉。能买得到，能卖得掉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在座的诸位做有色金属的买卖，你们赚的钱是不是GDP呢？是GDP，但是按照老的政治经济学的说法，你们赚的钱不是财富的创造，你们是从生产劳动中分了一点钱，所谓生产劳动是有色金属的开采、演练、他们创造的财富。你们做买卖的从他们创造的财富里分到了一点。因此一个国家要财富增加，不是去做买卖，而是去开采冶炼。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为什么错误呢？因为你们赚了钱可以买一些东西，超市里好几千种商品都能买。你们赚的钱和做开采冶炼赚的钱是一样的，所以一样的钱，没有区别，所以你们赚的钱就是财富的创造。这一条特别重要，就是一个经济存的钱可以买到一切东西，这个事儿好象不奇怪，但确实是一个经济学里最基本的问题。
你为什么能拿钱来买东西呢？诸位提供给社会的服务是有色金属的买卖，你提供信息、规避风险，在这方面你提供了服务。这种服务跟生产劳动的服务有没有区别呢？没有区别，在财富量上讲是没有区别的。就是你提供的服务为什么可以用来购买面包呢？如果你是个做面包的，你自己生产面包，自己吃面包，知道自己能吃多少就生产多少。但是你提供的是有色金属的买卖，你为什么能吃面包呢？这里最重要的奥妙就是有一个市场，这个市场保证一切商品的供给，用什么办法保证？非常简单，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一切商品，包括我们的有色金属，如果供过于求就会倒掉。因此在这个市场永远买得到，也永远卖得掉。
你在超市可以买到好几千种商品，包不包括粮食？当然包括粮食，因此粮食的安全、粮食的供给靠什么？靠市场，市场是什么？供不应求涨价、供过于求降价，所以你在超市可以买到粮食，有人不放心，说超市能买到粮食了，必须要有耕地的保障，要有18亿亩耕地，没有了耕地，你怎么买得到粮食呢？所以他认为你在超市可以买到粮食的原因是因为国家设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许减少，所以你能买得到粮食。这个看法对不对呢？你在超市可以买到刷牙的牙膏，你买牙膏靠什么红线呢？超市有好几千种商品吧？是不是每种商品都有一条红线呢？不对，没有那么多红线，只有一条线：供不应求涨价、供过于求降价。因此，只要有市场就不可能有什么粮食危机，什么能源危机，什么水危机都不可能发生。只有金融危机是真的危机，因为金融危机把这个市场给破坏了，我们在50年代末发生了大饥荒，那时的3000多万人为什么饿死？没有市场，不是没有耕地，也不是没有劳动。北朝鲜为什么那么多人饿死？没有市场，破坏市场，大祸来临。这一条太重要了，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是绝对不能破坏的，破坏了国际市场以后灾难就来临了，全世界的金融学家要懂得保护市场，很可惜，现在做不到，他们不见得懂得这个，他们保护的是别人的，如果你保护的是别人的，侵犯了市场，灾难就来临了，大难就来临了。
那么财富是怎么创造的呢？财富当然要有物，要有东西，要有粮食，要有矿等等，但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渠道是通过交换。GDP是怎么来的？就是交换出来的，统计局怎么算GDP？他们是把交换计入到GDP里面去。而且我们说的GDP是指用掉的东西，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GDP，要用掉，把它花掉了，这才是GDP。一个东西生产出来放在货架上，那不是GDP，把货架上的东西卖掉才是GDP。所以严格来讲，把GDP叫做国内生产总值不是太恰当，它不光是生产，更重要的是把它用掉。
我举一个例子说明诸位做有色金属交易赚的钱不是靠冶炼和开采，我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农民生产了100斤小麦，他拿这些小麦要磨成面粉才能吃，拿到磨坊去，请磨坊的老板磨成面粉，他拿了10斤小麦给磨坊，背回去90斤面粉，现在我问大家，磨坊得到的10斤小麦是磨坊创造的还是农民创造的？磨坊有没有创造财富？如果他们创造了财富，那么这10斤小麦是不是他创造的呢？你说他创造了财富，10斤小麦明明是农民生产的，他没有生产出小麦来，于是他没创造财富，但他把小麦变成面粉了，给社会服务了，你怎么说他没创造呢？这个问题就使得经济学家想不通，大概有100年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一直到马克思以后才得到了一个正确的回答：这10斤小麦，从东西来看，从“物”来看确实是农民创造的，但是从财富来看，从价值来看是磨坊老板创造的。怎么证明呢？农民拿回去的90斤面粉，它的价值比100斤小麦的价值高。他没有损失财富，他还得到了财富，从100斤小麦的财富变成90斤面粉的财富，90斤面粉的财富比100斤小麦要高，他没有损失什么。所以模仿得到的10斤小麦是他创造的，不是农民损失的。这个例子跟我们做有色金属交易是一样的，我们做交易赚的钱不是靠有色金属的开采和冶炼，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财富。我们赚的钱跟任何一个行业赚的钱一模一样，都可以买东西。所以中国改革30年，财富极大地增加，其原因就是大家都赚钱，而不是大家都不去种小麦，都去开采冶炼，是大家都赚钱，钱多了。现在中国什么多？钱多，钱多是什么意思？你买什么都行，什么东西都多。过去我们老是讲生产劳动，不讲劳动的价值，所以就很穷，现在我们换了理论，不用那种过时的理论了。
我们希望GDP越高越好，现在GDP提高的障碍在什么地方？不是生产不出来，而是用不掉，买得少。所以现在我们叫做需求不足，叫做生产能力过剩，生产的能力很强，但是货架上的东西卖不掉。你卖不掉又不能订货，不能订货工厂就不能开工，生产就没有了。所以生产的多少现在取决于消费，取决于用掉，过去的情况是卖方市场，买得很多，生产不出来，现在是相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大多数时间都是需求不足，都是买得不够，不是产不出来。我们的GDP拿来干什么用呢？三个用场：一是消费，我们吃的，穿的，用的，玩的都是GDP；二是投资，比如盖一座大楼，修一条地铁，这不是消费，这是投资，我们生产的GDP被拿来投资了；三是出口，现在我们拿来消费的占多少呢？占47%。投资占到多少？占到49%，出口占4%，消费占47%，投资占49%，这两个加起来是96%，还有一个4%是出口了。我们消费的47%当中老百姓消费的是34%，政府消费的是13%。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大家辛苦了一年，创造了多少财富呢？拿去年来讲，4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我们享受的，我们吃的穿的玩的、美容理发上学医疗一共是多少？1/3，34%。这个数字是非常偏低的，我们创造的财富只享受了1/3，那2/3跑哪儿去了？政府消费了13%。政府的办公用品、出差、公车消费，不包括政府建大楼，政府建的大楼是属于投资。出口的4%不算多，但是我们每年都有一定数额的出口，因此积累起来现在变成了天文数字。现在我们出口在外的东西有多少钱？20万亿。我们一年生产40万亿，现在出口在国外剩下的钱是20万亿，也就是外汇储备，我们的外汇储备是3万多亿美元，相当于20万亿人民币。所以今后我们国家的结构调整要大大提高居民消费，像美国的居民消费差不多要占到70%，而我们只有30%，连他们的一半都不到。他们生产出来的财富大部分是自己享受掉了，我们生产出来的财富只享受了1/3.
我讲讲现在的状况跟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相比，人口从9亿增加到了13亿，增加了38%，但是小学生的人数从1.5亿减少到了1个亿，他们长大了就是劳动力。人口增加了这么多，小学生还减少了1/3，这是中国面临的人口大问题。进城打工的农民原来是吃不饱饭的，农村有很多人吃不饱饭，进城打工能吃饱饭，一个月还能拿到几百块钱，他非常满意，再苦再累的活他都肯干，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进城打工的人可以得到好的教育，信息非常通畅，国内的事儿国内的事儿他们都知道，因为他们会上网了，不一样了。现在一个人一个月的收入相当于30年前一年的收入，就拿买粮食来讲，现在一个人一个月的收入差不多可以买一年的粮食。政府有老干部打天下、坐天下，现在这些人变了，原来那批人没有了，现在都是硕士、博士和留学回国的知识精英。本来是无产者，现在变成有产者了，我们让他们登记他们的财产他们还不太愿意。早先移民想到外国去多挣点钱，现在移民不是了，到外国是求安全，因为财产、人身比较安全。从前的国企赔钱，赔得财政负担不起，都被卖掉，现在国企赚钱赚得不得了，但是国企赚钱不是靠他们降低成本，主要是靠他们的垄断位置。社会民间也不同，老百姓过去要求的是平反，现在要求的是维权。政府也不一样了，政府那个时候要求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现在是维稳。中央集权、领导集权的形势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温家宝和吴邦国他们两个意见不一样，他们说的话不一样，这些都是党内的领导结构和30年前非常不一样了。
这就涉及到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中央经济工作提出“要发展实体经济创造财富”，我觉得这个话有问题，他们不承认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是相关的，诸位赚的钱都不是实体经济，由于中央的这个看法的片面性，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制造大国，我们是全世界的制造中心，什么衣服、玩具、电子产品在全世界的超级市场都可以看到中国的产品，我们是制造中心，但是我们这个钱挣得很苦啊，人家没有搞制造中心却赚了很多钱，什么原因？他们就是虚拟经济赚的钱，各位做的都是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业，我们不懂得金融业是创造财富的，因为金融业就是把数字搞来搞去，这没有财富创造，但是人家金融业赚了好大的钱，他们赚的钱是财富创造吗？当然是，如果不是的话，他们怎么用这些钱买东西啊？财富跟物是两回事，刚才我举的例子已经说明，农民种了100斤小麦，这是劳动生产的小麦，没有错，但是把这些小麦变成面粉，它的价值提高了，重量却减少了，我们要的是价格，不是重量。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广东出香蕉，上海出不了香蕉，但是我们上海人也要吃香蕉，所以香蕉在广东吃掉和在上海吃掉是不一样的。同样的香蕉，你拿到上海、拿到北京来吃比在广东吃掉的价值要高。香蕉还是那个香蕉，拿到北京，拿到上海就不一样了，这叫做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一个社会怎么发财，怎么创造财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不光是要有物，更重要的是物要尽其用。换句话说，物可以不尽其用，可以把它用错、用浪费了，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就是研究资源配置，什么意思呢？就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同样的物，我们把它用好了。过去计划经济就知道要生产物，却不知道这个物生产出来怎么用。人也不能够尽其才，我们的知识分子被赶到农村种地，种了十年地，我在农村呆了十年，你怎么能让我尽其才呢？在座的各位没有去种过地，老农种地有长处，你们种地肯定不行。所以财富的创造靠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那么经营业怎么创造财富？经营业就是钱尽其用。钱可以用好，也可以用坏，看你怎么用，把钱用到最有效的地方去，最需要钱的地方去，你把钱给他用，这个金融业就非常好。你把钱借给那些不太需要的，并且赔钱的项目，你把钱给了他。那个非常赚钱的项目得不到钱，这个金融业就是很糟糕的金融业。利息率就表示一个钱的生产率，所以钱要给谁来用呢？给能出得起高利息的人用，利息越高说明生产钱的能力越高。因此就要发展高利贷，什么道理呢？高利贷，利息的最高，说明能够钱尽其用。你把钱给高利贷的人，钱就发挥作用了。你不给他，给那个低利贷的，你的钱就没尽其用了。所以我说要为高利贷平反。但是我也不赞成利息率很高，因为这确实是一种剥削，你享受了现在的高利贷50%，100万一年就可以拿50万的利息，这个太霸道、太不合理了。尽管他钱尽其用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合理。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为什么利息率高？因为很难借到钱，利息率就高了，很容易借到钱，利息率就上来了，怎么叫做容易借到钱？就是增加供给，任何东西都一样，供给增加了，价格就下来了。为什么高利贷少？愿意放高利贷的人少，政府禁止高利贷，不让它有，因此高利贷很少，要借钱就很困难了。所以解决高利贷的办法是大都放高利贷，高利贷就没有了，利息率就上来了。美国为什么没有高利贷？因为大家都在放高利贷。各位都出去放高利贷，高利贷的利息肯定会下来，而且放高利贷也好、在银行拿利息也好，这是财富的创造，这不是财富的转移，不是把别人的钱转移到你这里，你是创造财富的。
财富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财富就是通过交换生产出来的。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这个交换扩大到了全世界。其结果是什么？全世界因为中国参加世贸组织都变富了，什么原因？我给大家说个很简单的道理，全世界有70亿人口，要吃25亿吨粮食。每年还增加1个亿，每年人口差不多增加1个亿。这1个亿的人口生出来之后要吃粮食吧？这个粮食请谁去生产呢？是中国生产？还是由美国、苏联生产？应该在一个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各个国家生产成本是不一样的，因为自然条件不一样。你怎么知道什么地方生产成本最低呢？通过贸易就知道了，凡是价格低的地方成本就低。因此价格低的地方粮食应该多生产，出口到成本高的地方去。这就是一个例子，怎么使得全世界的财富增加，降低你的生产成本？怎么才能降低呢？拿粮食作例子，粮食生产成本低的地方多生产。我们做有色金属也一样，中国是有色金属的一个出口大国，如果中国不出口有色金属，当然，我们有进口的，比如铜都是进口的，但稀土是我们大量出口的。如果我们不入口，让那些国家去生产稀土，他们的成本就非常高，中国生产稀土的成本就很低，因此中国生产稀土并出口，它们的价格就下降了，财富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所以中国入世十年，全世界得到中国的好处非常非常地大。刚才我说过，全世界的超市里差不多都能看见中国的产品，他们都享受了很便宜的、质量也不错的中国的产品，买到便宜东西了，那就是财富创造嘛。所以交换创造财富，不是等价交换。柯林斯说的等价交换是错的，等价干吗要交换啊？价格不一样才会交换嘛，因为你的东西贵，我出口给你我就赚钱了，因为我这儿的东西便宜。但是这里涉及到一个汇率的问题，就是你生产的成本要用到汇率，我们人民币的汇率压得很低，看起来我们干什么都是成本低的，因为有大量的出口，人家大量出口有他的好处，就是他们买到了便宜的商品，但是也有一个坏处，他们的消费都是在中国生产，在国内生产得少了，国内的就业就会发生问题，国内的就业非常困难。当前美国跟中国主要的矛盾就是就业的矛盾。
金融业扩大了收入，但是配置却不公平，因为金融业是用别人的钱来赚钱的。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都一样，银行用别人的钱来赚钱，我们大家的存款存在银行，他们用大家的钱去赚钱。证监会我们买股票把钱给了企业，他们用我们的钱去赚钱。保监会用客户的钱，因为他们用别人的钱，所以要有监督，要有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其它的行业不需要监督，我用自己的钱，你们干吗监督啊？而且金融业用小钱赚大钱，它的利润是非常高的。各位如果买基金就知道了，亏的话都是你的，赚的跟你分。因此就扩大了贫富差距，拿钱赚钱，穷人没有钱，沾不到光，钱多的人就会更多，扩大了贫富差距。华尔街觉得这么赚钱很不公平，但是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我想不出来什么解决办法。所以这就会产生公平和效益的矛盾。市场能够有效地生产出财富来，但是产生了收入分配的差距。为了实现公平有各种方法，有的是用革命的办法，把有钱的人的钱没收掉，也有收税的办法，还有做慈善的办法，在民间做慈善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公平和效益总归是矛盾的。中国的生产能力非常强，全世界第一，为什么？大家都忙着赚钱。如果没有不公平，如果是全国人民吃大锅饭那就没有生产能力。你们信不信？假定从下个月开始，中央政府决定每个人一个月拿三千块，不管你干什么都一样。中国的生产力马上降低，过一年中国就要出大问题。不光中国这样，美国也一样，美国的生产能力很强，你让他们吃大锅饭，他们马上就完蛋，可见公平是不能绝对公平的，绝对公平要出大事儿。我们试验过，特别是让农民吃大锅饭他们就不想干了，他们就怠工了，粮食就产不出来，全国人民都挨饿。后来改成家庭承包包产到户，马上不就解决问题了？好几十年吃不饱，一下子就吃饱了，现在都吃得营养过剩了，肥胖病，这就是改革了吃大锅饭，吃大锅饭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差距。我们要承认，差距是合理的，但是太大的差距是不合理的，要缩小差距。但是缩小到什么算好呢？这个事儿很难说，反正是得有差距，不能没有差距。
革命永远是对的，马克思、恩格斯、查韦斯、卡斯特罗都有大量的追随者，但他们指的是全社会更穷，没有办法使大家变富。大家可能不知道，印度有10亿人口，有2亿“毛派”，走毛泽东路线，这2亿毛派已经几十年了，他们就是穷，所以总是有人支持，有人相信毛泽东，但他们就是穷，几十年解决不了。他们不只是一个政党，他们也有武装的，印度政府派兵去打都打不过。印度的“毛派”是全世界最大的，有2亿人，别的国家只有几千万人口，印度有2亿人，这是不得了的数字啊，他们老是穷，所以老是追求公平，老是摆脱不了。
刚才我讲过，收入分配要有差距，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特权问题。我们的要就业率，只注重收入的分配，不注重权力的分配，很少人关注权力的分配。我们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提出了民主和科学，1966年联合国提出了人权，人权比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更重要，没有民权的民主和科学是口碑的。我们把民主看作少数服从多数，如果没有人权，少数服从多数是非常可怕的。，你的生命、财产都没有保障了。有人说你是个反动派，就把你给抓了，给打了，财产给没收了，没有人权。所以说反特权比人权的口号又近了一步。所以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是人权的问题，不是收入差距，但问题的根不在于收入分配上，在权力的分配上，在特权上。收入差距可以看得见，特权是看不见的，其实特权是问题的根本。什么叫特权？法律管不住他，他不守法你没办法，各地都有人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我相信全国各地都有，上海也有，北京是最典型的，我就住在钓鱼台旁边，每天都有特权者来来去去，他一来就交通管制，别人都不能走，就他能走，你凭什么就可以违反交通规则？国家垄断行业金融业、石油，连煤矿都想垄断，财经、通讯，3.3万亿美元的外汇，大家知道，我们在外国有3.3万亿的外汇储备，你们在座的诸位能用这个钱吗？那是中国人的钱，但是你们没法用它。特权的人可以用，我们老百姓不能用，很可悲啊。几千年就是个特权社会，皇帝的特权最多，一品官也有特权，一直到九品芝麻官都有特权，老百姓就没有人权了。解放后没有解决特权的问题，反而加剧了特权。领导人是不受法律制约的，你不要说中央政治局委员，就是一个省长、一个市长都不受法律制裁。我们说“双规”是什么意思？这个领导同志有了问题，让他在规定的时间、地点交代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人有了问题，法律不能治他，等到“双规”说这个人有了问题，移交法院审判，这个时候法院起作用了，在此之前法院是不起作用的。所以你只要当上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你就进了保险箱了，检察院不能起诉你，要“双规”之后才能起诉你，你只要不被“双规”，在保险箱里呆着就没事。所以解决人权不平等才是当务之急。
前面我讲过，粮食也好、能源也好，水也好，都没有危机，只要有市场，关键在于市场。所谓的市场就是价格是自由的、是浮动的，供不应求会涨价，涨价以后供比增加了，需求减少了，就不会供不应求了。可能能源价格很贵，1桶石油100多美元，但这是因为缺才贵，如果东西很缺又不贵，被人随便用，那就很糟糕了。所以一个市场的好处就是能够把稀缺性通过价格告诉全社会，现在什么东西缺，价格很高，大家省着点儿用，这正好就是一个市场的功能。所以所谓的粮食危机、石油危机就是价格贵了，价格贵是应该的嘛，他们东西缺了，当然应该贵了。真正的危机是金融危机，它破坏了市场，一旦市场停止工作，危机就真的要发生了。
那么我们说中国明年的情况是怎样的？我觉得最大的风险还是在于房地产，房地产的风险非常非常大。全国各个大中城市空房都非常多，我看上海的空房也不少。空房多就是危险，这些房子并不是真正地被需要，空在那儿了，不住人了，它们是用来投机的。大家知道，投机赚钱是真正财富的创造，但是变成泡沫就不一样了，泡沫不是财富创造，它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的风险。
最后我谈谈中国的未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经济上进一步私有化，中国改革成功首先不是公有制，而是私有化。我们从百分之百的公有制，现在有一半多的私有制，要使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还要进一步地私有化。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靠着公有制能够成功的，成功的国家都是私有制，中国不可能例外，中国还是要靠私有制来成功。当然，私有制不等于就没有公有的企业，公有企业是可以有一些，但是很少。像美国就干脆没有，美国没有公有企业的，他们最大的公有企业就是邮政局，美国邮政局是公有的，但是美国的邮政局是很糟糕的，美国的老百姓非常反感，想了很多办法，到现在还没有解决问题，还是公有的。其它的美国国防、武器生产都是私有的，我们认为也是不可想象的，美国关犯人的监狱都是私有化的，美国有50个州，有33个州的监狱都是私有化的，监狱包给一个人去干，伙食、卫生、安全政府都不管的，政府给你钱，给它外包了。美国是最典型的，法国和新加坡有很多的国有企业，但肯定是以私有企业为主，不是以公有制为主。要改善政府对企业的服务，从管理型变成服务型，要取消各种价格的控制，取消限购，不能有限购，人民币要国际化，要符合WTO的要求，进一步开放，在政治上要还政于民，让人民的权利得到保障，严格尊重人权，取消特权，保护对外开放，流入世界大潮。这就是我今天的发言，谢谢大家！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有色金属峰会暨上海有色网2011年会”上的讲话整理稿。）
来源:东方财富网

北京市统计局初步核算，2011年全年北京GDP达16,000.4亿元，到2011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2,018.6万人，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80,394元（按年平均汇率折合12,447美元）。于秀琴称，按照2010年世界银行划分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贫富程度标准来看，12,447美元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中上等收入档的上限，说明北京社会生产力发展综合水平已经接近富裕国家。

“说明中国大陆的贫富分化已经非常严重”

海外经济学家草庵居士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北京人均GDP已接近富裕国家水平”对中共来说并不是一件光彩和值得炫耀的事情。

草庵居士认为，中国大陆整体人均GDP世界排名在127位，北京人均GDP已接近富裕国家水平的话，那么这本身就反映出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说明中国大陆的贫富分化已经非常严重，说明中共的政策出了问题，所谓的“和谐社会”并不“和谐”，“共同富裕”并未“富裕”。

中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1960年第78名，1970年第82名，1980年第94名，1990年第105名，2008年第106名，2010年第127名。

2011年7月份，联合国的经贸组织下属的一个调查机构发表了调查数字，其中提到中国大陆现有7亿人口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以官方报出的13亿人口计算，贫困人口占到了54%。

即便是按照2009年官方报出的人年均收入是2千元人民币来计算，折合美元也不过是3百元，也低于国际贫困标准的人日均收入一美元。而这个贫困标准还是20多年前的标准，而现在的标准则是人日均收入1,25美元。

草庵居士表示，所以说无论官方宣传的有多么的辉煌，人民又有多么的幸福，实际上中国大陆的人民是整体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北京市民：人民“被富裕”

北京公益中国主编徐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北京人均GDP达富裕国家水平？也对！国企高管，他们的收入多高，一年几百万，广大民众都是‘被富裕’的那部份人。”

徐先生认为，北京的贫富悬殊是日渐加大，像三公消费，还属于隐形收入，未纳入公务员的正常收入中去。“像我们这种工薪阶层，除了各种繁重的税收、保险，加之通货膨胀，日子也是感觉过得紧巴巴的”。

徐先生分析，北京之所以GDP高，主要是资源的倾向性，由于是首都，政治资源最为丰富，加之国家对北京的补贴也是最大的，公共投入也比较大。

徐先生表示，但从世界范围来看，教育、医疗、公共卫生投入占GDP比重特别少。就拿公益投入来说，美国在公益中的投入在GDP中占10%以上，而中国大陆的公益投入在GDP中只占不到1%。

中国大陆GDP中教育投入与世界的比较

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平均占GDP的比例为5,1%，发达国家为5,3%，撒哈拉的南非国家为4,6%，印度为3,5%，最不发达国家为3,3，而中国只有2,3%。

占世界人口1/5的受教育人口的中国人，只用了占世界各国教育总开支的1,5%；美国两亿人口，教育经费为7千亿美元，中国十三亿人口，教育经费仅400亿美元。

以 2003年开始，肯尼亚这个经济落后国家克服重重困难，破天荒地实行了小学义务教育。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义务教育并非中共那个“义务教育”，而是真正的全免费教育，学生完全不交书本费、学费和杂费等一切学习费用。继肯尼亚之后，马拉维、莱索托、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等国也都实行了小学免费教育。 2/3非洲国家的教育经费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4%。

中国大陆GDP中医疗投入与世界的比较

中国公共卫生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在全球191个国家中排名第188（倒数第四），美国是13,9%，瑞士是10,9%，WTO制定的最底投入标准为5%。

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但医疗服务支出不到全国总支出的20%。中国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投入比不上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乌干达。

中国官民比例1:28世界第一

当代中国官民比例之高举世罕见。有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供养1个干部）；从横向上看，1999年中国的官员比例是 1：28人，印尼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国是1：164人，美国是1：187人。农村社会的基层政府是典型的“吃饭型财政”，行政管理费及工资支出占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80%~90%。

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认为，中共所谓的改革实际上是中共对社会的又一次财富掠夺，中共当权者利益小集团才是真正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当前中国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社会矛盾激化到了临界点。

拿彭宇案当政绩宣传

2006年11月，彭宇因搀扶跌伤的徐老太，被指为肇事者、告上法庭。至2007年9月，法官裁定双方无过错，但判罚彭宇承担40%医疗费共4万多元，舆论哗然。此时正是中共十七大举行前一个月，在当局关注下，事件以和解落幕，诉讼双方自此消失。而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则在十七大会议上声称，彭宇案和解，“对社会，对各方，对舆论，对将来社会影响，对道德示范都有好处”。

其后，天津、郑州、温州、厦门等地都发生翻版彭宇案，广东佛山去年发生女童小悦悦因途人冷漠而失救死亡，舆论直指彭宇案是法官惩罚好人、埋下途人见死不救的祸根，总理温家宝批评社会道德滑坡的言论也引起更大共鸣，而拿彭宇案作为政绩宣传的李源潮，其能力、形象则再度受到质疑。

高官解套反变揭脓疤

李源潮是团派干将，被视为中共十八大常委的候选人。中共高层权斗传闻甚嚣尘上之际，最新一期官方《瞭望》杂志引述南京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表示，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相，彭宇承认曾与徐老太发生碰撞，也满意法院的调解结果，因此，彭宇案并不是“社会道德滑坡”的反面典型。

南京高官的解释，显然是急于要为李源潮解套，但反而揭开了被掩藏五年的脓疤，连江苏衞视名主播孟非也公开质疑：“如果这就是真相，为何如此简单的真相直到今天南京官方才肯出来说话？谁又应当为真相不彰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负责？”而网民也调侃：“如果我是彭宇，我也不忍心看到全国人民因为这个案件不再扶老人，干脆默认南京高官现在的说法。”

2012 年1月18日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宣判，裁定驳回被告人吴英的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浙江高院的判决引起网络强烈的反响，《环球时报》发表评论称这是用舆论影响司法，遭到学术界的怒斥，专家学者认为公正的审判从不畏惧严厉的言论，舆论就是中国法律的陪审团，挽救吴英的生命就是拯救中国的法治和改革。

“欲杀吴英 先杀昌星”

北京海淀区的微博用户“政法日记”在网路上倡议声援吴英的活动——欲杀吴英，先杀赖昌星，要求微博上凡是同意的请转。

北京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支持这个倡议说，“欲杀吴英，先杀昌星！”他不满表示，“老百姓上街维个权，就诬为境外势力推动。政府公开承诺免除赖昌星死刑，是谁推动的？”

杭州电视台的一名编辑“一把柳叶刀”建议何兵院长，将赖昌星案和吴英案列入教程，为中国留一个史记。她说，“卷入赖昌星案的官员被处死的好几个，赖却可以逃避一死！法律的尊严何在？吴英是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二审）花了五年莫须有，人命是否草菅？”

大连视窗的主编白一丁也支持说：“走私，是从国库里掏钱，直接危害国家利益，这样的重罪都不判死？岂有此理！民间借贷，本来是法律容许的民间融资，即使违规违法，也罪不至死，公道何在？”

广西北海的“和谐鱼和网”认为赖昌星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贪污犯，逃到加拿大十年逍遥法外，严重影响专制者的形象，运用了外交上的浑身解数才得以引渡其归案，却迟迟未判，迫不及待去判一个民间融资者死刑，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

北京的一退休老人说，政府怎么可以未审判先定刑？如果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那如果政府违法怎么办？

北京一市民甚至建议众人用微博为武器效仿古代劫法场救人，“如果没有公平，就没有正义，所谓的法律就是恶法，反抗恶法代表着真正的公平和正义。各位，以微博为武器，我们劫法场，救吴英。”

上海的一位女士“任我飞翔”道出二案背后的玄机：“不杀赖，因为可以将他当着某些人手中的杀手锏，而不杀吴，则会让某些人整晚睡不着觉。” 湖北武汉的noskip也赞同说，要一个人活着，是因为他承载了很多人的希望；要一个人死亡，是不想你毁灭了更多人的希望。

扬州的一名法律人唐爱全也说，赖昌星笑了，在嘲笑中国的法律，在暗笑自己的能力，虽败犹荣之感油然而生。吴英哭了，哭诉自己的生不逢时，哭诉自以为的“有理走遍天下”。

吴英案疑点重重 民间要真相

吴英2007年被捕，被官方以“非法集资诈骗罪” 于2009年12月18日一审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官方指她在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高额利息为诱饵等手段，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人民币七亿多，案发时尚有3.8亿元无法归还，还有大量的欠债。她不服提出上诉，经过五年的马拉松审判，于2012年1月18日下午，浙江高院对吴英案二审宣判，维持一审的死刑判决。

宣判当天晚上，前北京名律师李庄表示，今天吴英判死，很多律师质疑。他认为根据07.03.09《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中“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凡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做到少杀、慎杀。结合吴案疑点颇多，想必最高院会刀下留人。

李庄还介绍自己在四网站发了对吴英要刀下留人帖子，引发上千网民讨论，奇怪，只有6名异议，99.4%要求留命，耐人寻味的是，未见一个非法集资受害人出来。他认为根据10年9月13日最高院《量刑指导意见》其中一条3款强调“宽严相济，确保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所以，一个判决的好坏，要考虑社会公众的接受度。

徐昕主任也表示，根据【吴英案网络舆情】多处投票显示：96%的人认为吴英罪不当死，或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不构成犯罪。微博上民众广泛呼吁。

绿丝带公益先锋、知名公益人士才让多吉指出吴英案的几个荒诞的部份，1、没有具体受害人的“诈骗案”。2、借贷金额7.7亿，11个债权人都否认自己被骗。 3、吴英主要借款对象是放高利贷的“金融掮客”。4、法院认定诈骗 3.8亿元，林卫平的高利贷占3.2亿。5、林卫平实际欠下几个亿的“集资”债务，却被假释，生活依然潇洒。6、法院判吴英死刑，维护谁的利益？

北京一家医院的管理主任王洪斌也认为吴英案有三大疑点：1，集资款基本用于公司经营，如2006年3个月内大手笔购买100多间商铺，注册8家实业公司，如集资是为“占有”，大可不必搞如此巨大固定资产投资；2、高法认定集资诈骗标准时规定七种情形，与吴英无法直接挂钩；3、案件虽金额巨大，但集资对像只 11人，且为亲友，社会危害和影响可控。

广东的一民众表示，杀了贫民百姓的诈骗犯吴英，养着亿万民众痛恨的党员贪污犯。这样的政府要它干什么？

杭州一市民分析认为，就吴英案而言，涉及到两个重大问题：1.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2.吴英不死，就得背后的贪官污吏死。所以现在吴英就得死。河北廊坊的一位民众说，这就是权大于法的现实写照。

《环球时报》再遭围观抨击

面对强大的民意反弹，《环球时报》像以往一样跳出来指责网络民意，刊登了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的文章：“不要让舆论决定吴英生死”。吴丹红又称吴法天，在互联网上十分活跃，因为频繁攻击有良知的媒体人、知识份子、艺术家等，被网民称作高级五毛。

《环球时报》此文遭到众人围观和怒斥。北京著名学者、诗人叶匡政认为这是谬论，他反问道：“在没有陪审团制的中国，舆论就是中国法律的陪审团，为何不能决定吴英的生死？”

何兵副院长对此回应说，“文章真扯。说案件仍在进行中，媒体就说案件错了，是干扰司法。问题是，本文又说，判决没有问题。这是不是干扰司法？”

他还说，面对吴英案铺天盖地的舆论，有些半坛子醋说，这是媒体干扰司法。难道公开审判，是让群众像哑巴一样，看完以后回家洗洗睡？对于正在审理的案件，人民不仅有权批评，而且有权公开、反覆地批评。公正的审判从不畏惧严厉的言论。

北京司法高等研究所徐昕主任认为司法确应与民意保持距离，法治社会基本可以做到。但当下中国，司法公正远不能得到保障，在诸如吴英被判死刑之类的紧迫情形中，公众自然会有批评，民意有可能促进司法实现公正。

《创业家》杂志社社长牛文文也反驳表示，在司法不独立官权操纵司法的中国，舆论不过是民间卑微的校正努力，管不管用完全取决于官方意愿，远谈不上干扰。

著名经济学家韩志国认为，吴英案是对法治精神和社会良知的检验，是维护僵化体制还是破除陈规陋习的抉择。金融垄断已成中国经济的重大病源，是改革全面倒退的深层诱因。权钱勾结程度最深、大案要案频率最高当属金融领域。今天麻木不仁，明天可能会找上你，挽救吴英的生命就是拯救中国的法治和改革。

他还说：中国需要法治，呼吁刀下留人！

据钱江晚报报导，近日，浙江省内文化界政协委员们聚集一堂，讨论起“文化强省”的话题，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抛弃”产业数据，转而谈论起另一个词：“人文精神”。

也许从“我爸是李刚”开始的2011年，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精神冲击。“药八刀”、动车事件、食品安全、佛山小悦悦……整个中国都陷入了深思：文化繁荣，究竟指什么？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吟怡在主持文化界政协小组讨论会时有感而发，当今的社会缺乏感恩意识、缺乏敬畏，并提到今年中央在号召重新开展学雷锋活动，在新时期重新诠释雷锋精神。一说到雷锋，一下子打开了委员们的话匣子。

感触最多的，是省作协名誉主席黄亚洲，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雷锋》，却万万想不到竟因此遭人骂。

“不写不知道，一写吓一跳。”许多读者写信“抗议”，声称雷锋的事迹都是假的，照片是摆拍的，一个才22岁的人就被拔得那么高，说他做了那么多好事，“他们居然说，这样做很虚伪。”

“甚至现在很多歌里都在讽刺：做了好事要记下来给人看。”黄亚洲哭笑不得，“我感到很郁闷。”

“一说起雷锋只为他人着想，马上就有人跳起来说：假！”黄亚洲质问：“连雷锋都不能树典型了，还能树谁？”关于雷锋的话题让众多委员感同身受，大家纷纷加入讨论。

雷锋的话题在网络上也讨论的颇为热络，“不光雷锋是假的啊，所有树立过的典型都是假的啊，只为了一个目的，洗脑！”

在对雷锋的“事迹”被一一揭穿后，不少人恍然大悟，感叹简直是侮辱大众的智力。

“我们知道，在一般的造假案中，作案人不敢在浅显的水平造假。太浅显的造假一下子就会被人看穿。因此他们总会在比较重要的情节上下些功夫，让它们看上去符合常识，合理可行。但雷锋案、黄继光案以及大量其它造假案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那就是作案人公然藐视世人的智力。他们不考虑或不在乎上述前提。因为他们知道打残了大众的智力，使人民大众无力识别或者不敢挑剔他们的骗局。只要D（编者注：党）给他们撑腰，事情再假也会永远安全。因此他们作假的前提仅仅是：有D撑腰。这就够了。

学雷锋的幕后政治

资料显示，雷锋1960年参军，至1962年去世，一年多时间里，共留下了他200多幅生动的照片。可是这200多张照片却让人起疑。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拍照是很奢侈的事 。60-62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老百姓饿得生浮肿病，全国一共饿死了3,700万人。居然在这样的时刻， 当局调集了6名专职人员为宣传雷锋做材料，一年多时间替他拍下200多张照片， 一个小兵腊子得到如此的青睐， 任何一位劳模或战斗英雄没能享受到如此殊荣 ，中共为何要如此不惜代价来宣传这样的一个平凡普通的小兵呢？

有分析称， 当时，唱遍全国的一首名为《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给出了答案：“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昂……”

也就是说，要做好人首先得“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还有全国上下到处张贴的雷锋认真学习“毛选”的生动照片，来教育您。雷锋如此高的道德境界原来得益于伟大领袖。似乎还嫌力度不够，伟大领袖又亲自发出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

以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雷锋之后有王杰，欧阳海 ……每一位都在身后为大家留下“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无限忠于毛主席！”这样的豪言壮语。

分析认为，“学习雷锋”不过是打着“做好人好事”在前开道，目的是为了偷偷灌输对老毛的个人崇拜的政治阴谋。事实上，自从闯下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祸后，老毛的威信在中央开始动摇，因此，急于要翻盘。从学雷锋开始，老毛被抬到无以复加的高度，高高凌驾于国家和党之上，实际上是为“文革”作舆论准备，充当了“文革”的急先锋，让中国老百姓再一次陷入苦难的深渊。

网友总结学雷锋的多方面恶劣影响，包括:

一． 宣扬个人崇拜，当吹鼓手，把毛泽东抬上神坛——“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二． 培养盲从精神，消灭人民独立思考能力——“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三． 毁灭个人理想和独立人格——“做一个闪闪发光的螺丝钉。”

四． 挑起社会矛盾，制造社会对立——“对阶级敌人，要像冬天一样严寒。”

五． 培养打手——说空话，说大话，而没有真本领的人，乘机可以大出风头。

从此，在全国范围，空话、大话、假话泛滥，辛勤实干的倒霉。雷锋比起当年的战斗英雄来，实在谈不上有多大的功勋，然而，对他宣传力度之大时间之久，远非那些战斗英雄和烈士能比得过的，其原因无非是，雷锋写了一本“日记”。于是，全国上下，说假话和空话的人青云直上，认真干活的人被批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典型。劳动模范时传祥、王进喜，带兵尖子郭兴福都遭到残酷批斗。

广州亚运中国第一百金得主、与队友潘飞鸿搭档夺取划艇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冠军的大陆选手黄文仪，昨于网易微博爆料，称国家体育总局当日下达通知，禁止运动员再吃猪肉，甚至在外连羊、牛都不能吃，只能吃鸡鱼等白肉。
黄文仪微博慨叹无安全肉

「现在就连国家自己给运动员养的猪都查出了瘦肉精，这个社会还有安全感吗？」黄文仪于微博慨叹，之前还能吃到从北京空运过来的安全肉类，但现在连运动员特供猪都不再安全，领队收到禁猪肉通知后差点精神崩溃，直呼以后要自己养猪。

分析指，伦敦奥运今年七月底将展开，中国体坛虽不是瘦肉精等兴奋剂禁药的重灾区，但踏入大赛年相关部门对各种潜在问题都小​​心翼翼，不惜下令运动员不能随便再吃可能含有瘦肉精的红肉，以免选手在药检时被验出体内含禁药，影响总体成绩。针对消息指当局下令禁止运动员进食红肉一事，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一职员昨向本报表示需向领导请示，但因领导已下班而无法回覆。

据悉，过往亦曾发生运动员疑因误食瘦肉精而无法通过药检。○八年北京奥运会柔道女子七十八公斤以上级冠军、中国选手佟文，就曾在○九年世锦赛因误食瘦肉精，无法通过兴奋剂药检而被罚禁赛两年，后上诉得直始获撤销禁令。男子举重名将廖辉，亦曾因瘦肉精问题而被禁赛。

德国选手中招归咎苏州吃肉

前年八月，德国乒乓球代表奥恰洛夫，到苏州参加乒乓球公开赛，返国后被验出尿液含克伦特罗（瘦肉精成分之一）遭禁赛。他事后否认服食禁药，归咎于在苏州作赛时吃的肉有问题。有鉴大陆肉类含违禁药问题严重，国家游泳队今年四月在备战于上海举行的世锦赛时，亦下令禁止队员赛前外出用餐。法国体育部门亦发声明，要求所有到中国作赛的运动员，不得进食肉类及肉类制品。

最近，报刊、网站不断传来美术家黄苗子、翻译家冯亦代充当了“卧底”、“打小报告”的角色的历史旧账，从而引出了对于黄、冯二人的人格的重新审视与估价。是真是假，有一点争议;我不掌握第一手资料，无法对孰真孰假作出分辨和判断。但从中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深感弥足珍贵，那就是说真说假的双方的前提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都把“卧底”、“打小报告”看成是一种坑人、害人、人格丧尽的令人不齿的恶行。这种具有价值观、道德观意义的一致，我以为是社会弃旧图新伟大变革的标志性的现象;带给我“换了人间”的欣喜。
此话怎说?
要知道，在文革结束前的三十年，我们经历了一系列小而言之为“扩大化”的“阶级斗争”，创造了数量空前的冤假错案，规模大、创伤深。我曾长期纳闷和困惑：这种空前的历史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仅靠上面的一声令下，能掀起那么大的波澜与风暴吗?它需要既有“上呼”又有“下应”，而这“下应”又怎么能兑现的呢?说通俗一些，这下面怎么就这么听话的呢，让你变成了一把大扫帚，任人要扫东就东，要扫西就西?在张志新的事公开出来的时候，我曾经感到十分恐怖，最恐怖的不只是张志新被割了喉管，而是这割喉管的人是怎样被培养出来的;一声令下，就毫不手软?就如一位著名的西方女记者，在审判纳粹的法庭上看到一个用焚烧炉屠杀了几十万犹太人的刽子手，竟是一个温文尔雅、谈吐不俗的军官，他把几十万人的大屠杀说得像是“照章办事、例行公事”那样轻松、自然，使这位记者感到一种深刻的恐怖
1985年，我写了《自我的丧失与重建》一文。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初步的回答，但我深知这是一个与文化传统、政治、经济、以及教育等制度相融的系统工程，主客观都不能提供做出圆满回答的条件;于是那篇文章的结语是：这个问题“包含着多側面、多层次的具体内容，本文还只是取其数端提出问题而已”。这个结语，今天依然适用。也就是说，我依然只能作一个不能圆满的回答;仅希望有点滴进展而已。
上呼而下应，应得甘心情愿、应得照章全办、应得变本加厉，这需要一个条件，就是自我的丧失。这自我的丧失有几个特点：
一是不能也不愿独立思考，甚至对独立思考深深恐惧，把独立思考看成使人万劫不复的万丈深渊。巴金坦诚的说过，“运动一来，作品打成了大毒草，多数作者不仅给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而且一下子变成了罪犯，有的甚至给弄得家破人亡。这种对部分作家的不合理、不公道的惩罚，我们都是点头默认过、或者举手赞成过的。我们当时不想弄清是非，不敢弄清是非。”一句话，人脑已不属于自已。
二是自我的罪恶感。甚至当自已成为迫害的对象，也不愿、不敢想一想这种迫害的无理与非法，而是力图到自已的内心去寻找错误和罪恶。用一个“右派作家”的话说：“我很愿意相信报纸上的批判，我很愿意相信那些批判都很公正，因为这样我很平静。”“我很虔诚地要改造我自己，要脱胎换骨。”这倒与于丹教授提倡的，幸福要到自已的心里去找，不要到心外去找的“人生要诀”异曲同工、如出一辙。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竟丧失了对自己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如何定位的起码的判断能力，又如何谈得上真正的自我认识、自我完善呢!
三是自我罪恶感的核心是承认无理非法的迫害的“天然的合理合法”，于是“脱胎换骨”的最好办法，是把这种迫害扩而大之，从自身推及他人，在这个过程中“立功赎罪”，证实“改造自已”的成功。于是能成为迫害他人队伍中的一员，被视为“崇高”和“光荣”。我记得文革之初，一位曾和我同室的教师，在一个会上拿出一个小本子，当众宣读：沈敏特几月几号说了什么什么，几月几号又讲了什么什么。于是，我立即成了“隔离”的对象，“抄家”的对象，孩子们开始向我丢石头丢泥巴，以表达“革命的愤怒”。显然，这位教师长期以来是多么自觉的在我身边“卧底”，并毫不避讳的把背对背的“小报告”变成了面对面的公开的“揭发”和“批判”。在我被“押走”时，我看到那位教师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光荣的成就感。我记得巴金说过，如不是文革一开始自已就被打成了“专政的对象”，自已也可能去参与“打倒”别人，成为“积极分子”的一员。
就在这从一到二，从二到三的过程中，完成了一个人的自我的丧失;也就成了一呼而能百应千应万应的基础。当千百万的人完成了自我的丧失，也就形成了当时蔚为大观的“群众专政”。所以，“卧底”也好，“打小报告”也好，在当时很多人的心中是“崇高”的，“光荣”的，特别是那些已成“右派”的人物，若能摊到这样的“革命任务”，何止是受宠若惊，简直是平步青云、一部登天啊!如果黄苗子、冯亦代的卧底与告密的情况属实的话，那么当时他们所以这样去做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是“崇高”而“光荣”的使命，他们作为“右派”，恰是一个“自我改造”、“脱胎换骨”、“立功赎罪”、“重新做人”的大好机会。
关于这个“自我的丧失”的过程我在上面作了描述，指出了完成这个过程是“上呼”能获得“下应”的根本条件，给“群众专政”得以实现奠定了基础。但我还要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分析“自我的丧失”能以形成的深层的原因和条件。这需要时间，需要我在主观上作进一步的努力，需要外在环境的进一步的改善。
但，历史终于走到了今天。在关于黄苗子、冯亦代的争议中，无论哪种意见，都不再把“卧底”、“告密”、“打小报告”视为崇高和光荣，而认为是一种应以悔恨、属于耻辱的丑行，是古代清高自守的文人不屑于顾的肮脏，是现代人不能容纳的糟粕。如果当代还有人干出类似的事情，必然遭到嘘声一片。如前些时候,某大学一位教授在课堂上讲了几句针贬时弊的言论，竟有女学子去公安局告发，此事即刻遭到群起而攻之的谴责，而那位教授则安然无恙。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人们的心中，政治文化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价值观、道德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种挑动群众斗群众、让群众互相残杀的所谓“群众专政”的基础已在崩塌的过程之中;代之而起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进入了建设的日程。
我们不是提倡多作“正面报道”，少作“负面报道”吗!但长期以来，对什么是“正面”，什么是“负面”的理解被严重扭曲了。“正面”被理解为对当政者的歌功颂德，“负面”则是指对当政者的批评监督。按现代政治文化，这正这负恰恰颠倒了。歌功颂德，是负面的，是阿谀奉承的臣民行为;批评监督，是正面的，是公正公义的公民行为。所以，在这里，我要传达的是最正面的信息。这条令人欣慰的信息是：罗马角斗场终究要变成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