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媒体承认中国90%的人认为“民主是好东西”
恰在本文撰写之时，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刊发了记者王渠谈“民主是好东西”一文，文中说：“环球时报舆情中心抽样调查结果：北京、上海、广州等7个主要城市77%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是大势所趋，近90%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须知，在中国，除了中共之外，是不允许任何中外机构和个人搞政治性的民意调查的！所以，这一调查，即使不代表中共，也代表中共的某些势力或者至少是某些要人。因此，它的意义即使不必高估，也没有理由低估。这真是前所未有的官方认识，对此我深表赞赏。当然，里面的很多具体看法我无法认同，但无论如何，官方承认中国90%的人认为民主好，而且77%的人认为民主是大势所趋，这就使中国已经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对官方来说，“全面专政”、“四个坚持”、“五个不搞”也已经成为历史，只剩下一个要什么样的民主，以及怎么走向民主的问题。若果如此，中国官民之间就不再有“是要民主，还是要专政”的原则分歧问题，而只是一个方法问题，是一个要什么样的民主的问题。既然无论是我这样的政治反对派人士，还是“近90%的”中国人（这些受访者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都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就连记者本人和他所代表的中共的某一方面甚至可能的话中共整体也已经这样认为，那么，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下一阶段走向民主化的进程会大大加速应是无疑的。

官方要的是以非激进的方式实行他们需要的民主模式
《环球时报》的文章中说：“调查结果显示，近九成受访者认同‘民主是好东西’，77.2%受访者认同‘民主是大趋势’，近八成受访者认同‘民主制度可以有不同的模式，美国式民主只是其中一种。’”我觉得这个调查结果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这再一次表明，当局已经承认，今日中国值得争议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要什么模式的民主。
文中又说：“此外，近半数受访者认同‘激进式的民主推进方式不利于国家发展’，60.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可能建设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模式。……在回答‘是否同意苏联解体后的民主建设进程表明，激进式的民主推进方式不利于国家发展，也不利于民主制度建设’时，45.9%受访者表示认同，26.9%的受访者不认同，另有27.2%的受访者表示‘说不清’。”问题是，当局从前一直以目前的这一套完全不允许公民参与的“党控选举”为“高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在我们看来，这一套东西绝非民主，不值一提。但是，以王渠之文看，他的意思也应是另辟蹊径。若果如此，这就使中国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模式和通过什么模式走向民主的问题突出的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了！

我们需要的是由全民公决决定的民主模式
我认为，中国实行什么模式的民主，这是得由全中国人民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共同决定的问题，《环球时报》记者王渠决定不了，我秦永敏也决定不了，共产党决定不了，民主党也决定不了，只能由全民公决决定。但是，我秦永敏要求全民公决，民主党人要求全民公决，王渠反对全民公决，共产党人反对全民公决。而我们民主党人处于鱼肉地位，中共处于刀俎地位，这种情况下，今日中国当然不可能有全民公决。但是，今日中国正处于风诡云谲、瞬息万变的历史关头，国际上，第四波民主化浪潮正汹涌而来；国内，每年有一二十万起规模以上的民众维权、民众抗暴、争民主活动，当局内部的斗争也公开化和白热化，加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正在减弱，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这样一来，形势正在向有利于进行全民公决方向发展，而且，历史拐点显然正在到来，在民间力量和体制内健康力量的推动下，雪崩现象不久以后必然发生。这种情况下，我们民间民主力量作为中国民主化的主要推动者，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决定作用就凸现出来了。
首先，我们要弄清世界民主化进程已经给我们提供好了哪些现成的民主化模式，这些模式各有什么特点，其中哪些方面和我们这个麻烦的国家相近，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说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强调王渠之类官方记者和我们民间民运人士的一个根本区别。即使王渠该文代表当局，或者至少表达了当局的某些人的意图，人们也没有理由不怀疑其认同民主不过是为了苟延专制，其所谓的民主不过是今天的那一套不准民众参加而由中共完全操纵的假选举，或者其他差别不大的东西，因为当局残存的公信力实在微乎其微，而当局以权谋私的动机太强太强。相反，我们要求的则是建立在权力制衡、规则公正、公开透明、多种政治力量公平竞争基础上的全民普选。
当然，我们并不梦想一步到位，更不指望人世间有什么绝对完美的民主政治，我们希望的是从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一切公民权利入手，通过官民协商一步步的向前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历史不会按当局的意志停滞不前，虽然也不会按我们的愿望向民主化方向阔步前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只能由整个中国社会各种力量的纵横捭阖造成的阴阳消长共同决定。当然，这里也必然会有我们的一份贡献，而且，我们能极大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作为全民利益至上的体制外的稳健民主派，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争取下一段历史进程按照我们的意志和平/稳定的向民主化方向前进，即使做不到这么辉煌，作为坚守几十年的民主义士，我们也得“尽人事，听天命”，因为“为万世开太平”的民主事业是我们生命的意义价值所在。

这里要谈的不是民主模式，而是走向民主的模式
为了使中国以较小代价完成民主转型，我们首先必须弄清现有的所有实现民主化的模式，然后看中国可能适用哪些模式，最后，我们应该致力哪几种模式，应该力避哪种几种模式。
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来说，最大的直接意义就是它几乎同时给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民主化模式，从相对和平平稳温和到极端暴烈残酷的大体具备，一方面向中国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告诉了他们来日无多，出路无多，必须尽早抉择；另一方面向民间提供了多种参照体系，供不同观念不同层次的反对派人士思考行动方略。值得中共深思的是，这一中东波民主运动和上一次的苏东波民主运动大不相同，从音阶上说提高了八度，或者从剧烈性上说整个提高了一个层级。
就苏东波看，大致可以做这样一个排列：1、波兰、捷克、东德在反对派团结工会、77宪章签署人群体等高压下和平交权；2、苏联专制势力发动政变被全民和平起义粉碎，虽被送入牢房但没有严惩；3、罗马尼亚专制者企图暴力镇压，结果众叛亲离，反被从前的部下立即判处死刑！这些国家的民主化，由于民众的大范围参与，国家机器实时转变立场，大部分都非常平和理性，就是发生了暴力冲突的地方也非常短暂。
从中东波来说，剧烈程度就大大增强了，到目前为止可以这么排列：1，突尼斯：面对全民起义阿里逃亡异国他乡，国家没有战乱，也没有长时间的动乱。2，埃及：面对全民起义，穆巴拉克被迫交权，关进铁笼子里受审。3，也门：面对内战局面，萨利赫在被炮弹击伤后乖乖交权。4，利比亚：不惜一切代价的暴力镇压，独裁者卡扎菲最终阴沟里被活捉并且打死。另外，叙利亚的巴沙尔还在对人民起义进行暴力镇压，但其欠下的血债越多其结果越不妙，不可能不被清算。由于阿拉伯国家的个人独裁色彩更加鲜明，统治者更直接依赖暴力，结果，社会矛盾总爆发时，流血冲突和内战内乱也就更严重，而负隅顽抗的统治者其下场也依镇压程度不同，手段越残酷下场越惨。在这种参照下，回头来看对于今日中国来说通过什么模式走向民主，对官方、对中共来说，就是一个更加紧迫，更加严肃，更不容回避的问题了。

可供参照的走向民主的七种模式和一种可能
下面，我们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根据最近的三波民主运动，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东南亚民主化以来的历史，按照和平——暴烈程度不同，列出以下几种现存模式：
1、台湾模式。在没有全民起义的重大压力下，面对反对派的冲击，统治者主动开放党禁，和反对派合法并存，平等竞争，共享民主化成果，这么一来，社会不至于付出流血牺牲的重大代价，统治者因为华丽转身，也不会受到清算。应该说，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泰国也是这种统治者主动顺应历史潮流的典型
2、南非模式。南非虽然是种族问题故具有很大特殊性，但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有价值的范例。在全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的强大压力下，统治者被迫通过谈判答应普选，从而完成了向全民普选的和平转型。而获胜方（黑人）在曼德拉和图图大主教的“真相与和解”政策的指引下，也没有在获胜后进行清算。
以上两种模式，都是通过官民良性互动最后获得和平转型的典型，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依靠统治者的理性，后者主要是依靠黑人领袖的大度。
3、东亚模式。韩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基本都是中产阶级崛起，全民大游行反对独裁，面对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统治者被迫下台，突尼斯、埃及也是如此，由于在关键时候（此前另说）没有流血，让位民主确立法治后，也只进行有限追究，没有发生过激的清算现象。
4、波兰模式。反对派在高压中成长，并且最终居主导地位，统治者在大势已去后和平交权，保住最后的体面，下台后也基本没有被清算（捷克等东欧国家大抵如此）。以上两种模式，都是统治者在最后关头保持了基本理性，在国家机器开始分裂，部分投入民主阵营的情况下，没有动用最后的权力血腥镇压，从而避免了人民大流血，也避免了自己被清算。
5、苏联模式。这个模式有其特殊的一面，也有其对中国极具启示性的一面。它的特点是反对派领袖从统治集团中产生，统治集团的最高领导人又和统治集团发生了根本对立，于是，反对派领袖和统治集团最高领导人微妙合作，并在反镇压中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因而戏剧性的取胜，其结果是虽然对政变者追究了法律责任，却还是避免了大清算。
由于中国和苏联一样是共产党国家，还都是外力无法干预的世界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样，从很多方面来说对中国极有启示性。中国虽然很难出现戈尔巴乔夫，但从温家宝大谈政治改革以便和其他八人划清界限看，只要中国社会底层起来了，对当局产生了足够的压力，那么中共最高领导层中有人拍案而起力争主导民主化潮流是完全可能的。
6、罗马尼亚模式。面对全民革命，统治者顽固不化/执迷不悟，直到最后关头还在叫嚣镇压反革命，一心用屠杀人民来维持摇摇欲坠的残酷统治，最后在众叛亲离人人喊打中，被其原来的下属抓住并且立即枪决!
7、利比亚模式。统治者不择手段残酷镇压，把国家推向内战，反对派在崩溃局面中产生，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权，最终打败政府军消灭统治者，这样一来，必然要进行大清算，统治者搜刮的财富将完全剥夺，统治者的家族也难以幸免。
6-7两种模式都是社会矛盾全面激化的结果，都是独裁者丧失理智导致民不堪命，虽然民众和国家/社会损失惨重，独裁者也落得个最悲惨的下场。

从中国政治反对派角度对以上模式进行解读：
对以上模式，结合中国政治反对派面临的现实，我们可以做如下解读：第一和第二种模式是在社会矛盾没有激化的情况下，统治者审时度势相对主动的迈出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步伐。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明智，从今日中国来说，社会大众尤其是知识界和反对派阵营一般已经对此绝望。原因是体制性腐败使反淘汰机制支配着中共，任何个人或者健康力量的自上而下改革企图都会被腐败体系害怕清算乃至不愿失去任何贪渎机会而葬送，因而一切有价值的政改都会被腐败体系消解。当然，就我们稳健的反对派来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要为此作百倍的努力，但如果统治者执迷不悟，其结果就只能是此路不通。
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则取决于中产阶级和反对派的成长，前者是我们必然寄予厚望的，后者是我们可以大力争取的。如果在今后的岁月里中国的市民社会能和市场经济同步成长，民众开始有了强烈的民主愿望和要求，反对派又能有效的组织起来，那么，有组织的全民抗争令国家机器中的强力部门瘫痪，不再听命于当权者，就能迫使当局放弃专制权力。应该说，对今日中国来说，这是相对和平的转型的可能性最大的方式，是我们最应该致力的模式，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模式。
第五种情况需要执政党里有重量级人物适当时挺身而出，所以，这种情况不取决于民间。
由于中国现存制度是模仿苏联的，中国和苏联一样是世界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再加上今天已经出现了温家宝以一对八呼唤政改的先例，这样，在形势巨变风雨飘摇的情况下，中共高层有人步叶利钦后尘的概率还是不小的。不过，既然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于我们来说也就不是一个选项。
第六第七种情况是统治者丧心病狂的结果，在那种局面中，以暴易暴成为唯一出路。从第六种情况说，由于以暴易暴发生在当局内部，在那之后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当局会推出比较容易为社会接受的人物和改革方案，因此，稳健的社会力量还能有所作为。由于爆炸性局面中变数极多，各种强力部门首脑都会对自己的利益乃至历史地位做全新的审视和抉择，一旦最高统治者作出错误判断下达无法执行的镇压命令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不会太小。这种情况的出现，等于统治集团内部快刀斩乱麻的自我了断，也不是反对派可以决定的。
在第七种模式下，统治者的暴虐导致内战，稳健反对派将边缘化。问题在于，无论打出个什么结果，国家元气大伤，黎民无端死伤，社会财富毁灭，独裁者不得善终，虽然会有人发国难财，会有人一将功成万骨枯，但受害者是绝大多数，况且，就算由此结束了一党专政，能否最终的结束一切专制制度，能否尽快的恢复社会生活稳定，都还是在未知之数，至于民主的建立，就更要视时局的发展而定。
不过，以上七种模式并没有穷尽中国下一步历史进程的全部可能！
对中国来说，目前还有一个值得一照的镜子，那就是索马里。索马里不是民主转型的模式，而是失败国家的典型，由于社会一无正气二无道德三无法制，根本就无法形成一个健康的国家所需要的合理机制。目前，中国已经大有走向索马里的意味，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中国和索马里的区别只在于还有一个暴虐的国家机器维持运转。尽管中央政府因为经济成就和外汇存底空前而陶醉于“大国崛起的历史性成就”之中，其实国内形势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即便有善政也难以出宫门。今日中国，整个社会正气黯然，道德堕落，法制紊乱，黑社会势力极端猖獗，警匪勾结问题严重，中基层政府黑社会化，军队腐败登峰造极，军阀割据局面隐约可见。这样，一旦局面失控，不是走向民主化，而是天下大乱群雄竞起，人手一枪互不买账，黑帮逞凶军阀割据，各种无法想象的险恶形势都完全可能出现。所以，今日中国面对的不仅是如何民主化的问题，而且还必须警惕落入失败国家的行列！

一、政治中立还是政治工具
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媒体和分析者批评“人权观察”组织戴着“有色眼镜”判断一个国家政府或组织是否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比如对一些国家大加批判的同时，对另一些存在人权问题的国家却视而不见。《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美国一名人权事务专家的话说，对于“人权观察”来说，拥有足够影响力是最重要的事。“人权观察”总是希望自己的报告能够为美国政府所用，对那些难以引起华盛顿注意的议题缺乏兴趣。
美国在去年再度加强了所谓价值观外交，包括在中美关系中重打人权政治牌。在这方面，“人权观察”虽然是非政府组织，但是与美国人权外交的思路是一致的，也是一贯的。今年发布的“全球报告”竟然无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就，赫然使用“中国人权环境每况愈下”的措辞。相信任何访问中国的人都无法认同这种抹黑中国的论断，更不能认同这种通过人权歪曲和施压“促进”人权的做法。
此次报告，它还重弹“香港自治权利正被削弱”的老调。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04年9月，香港特区第三届立法会选举作为香港有史以来最民主的选举即将举行之际，“人权观察”就曾发表“香港人权状况”报告，质疑中央政府落实一国两制的决心。报告再次歪曲事实，挑拨香港市民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关系，暴露了“人权观察”一贯反对中国、插手别国事务的丑恶面目。

二、用人失察谁之过
事实上，“人权观察”自身的人权问题同样降低了其可信度。近年来，“人权观察”组织用人失察的问题屡屡出现。
马克·加拉斯科作为该组织的专家以调查各种各样战争罪行为名，多年来活跃在中东。他曾在五角大楼担任７年文职工作，担任“伊拉克情报高级分析师”，离职前担任“高价值目标定位负责人”，负责确定美军在伊拉克的空袭目标。加拉斯科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自己参与了至少50次空袭，从未击毙预定目标，却导致了数百名平民死亡。2003年4月5日，外国联军对伊拉克城市巴士拉发动空袭，试图杀死绰号“化学阿里”的阿里·哈桑·马吉德，结果错失目标，却炸死了17名平民。
他在2004年加入“人权观察”。然而，这位以人权卫士为己任的专家，却是德国纳粹标志性物品的狂热收集者。他以网名“Flakk88”活跃在网络论坛中，甚至在一个论坛上发布了一张穿着纳粹铁十字汗衫的照片。加拉斯科还写了一本准备出版的书，竟然是要纪念二战时期在德国空军服役的爷爷！
2009年9月14日，该组织宣布，加拉斯科将“停薪接受调查”。熟悉他的人说，加拉斯科事实上已经离职，但“人权观察”承诺将支付他合同剩余期限内的薪水。
2010年3月5日，加拉斯科的名字从“人权观察”组织成员名单上消失。一名组织发言人在回复媒体询问的电子邮件中写道：“两周前，我们遗憾地接受马克·加拉斯科的辞职申请。”
另外，据报道，“人权观察”中东部门高级官员乔·斯托克是一名极端左翼分子，上世纪70年代担任一家杂志编辑，该杂志当年曾发表社论，称赞1972年致使11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遇害的慕尼黑惨案！
面对指责，执行主任罗思辩解说，以色列媒体报道的事情发生于30多年前，斯托克仅是那本杂志的7名编辑之一，他后来成为萨达姆的坚定反对者。
这样的解释难以服人，而“人权观察”组织在争议前后又招募了一名曾为极端反犹太主义出版物工作的人担任研究人员，同样令人费解。

三、工作方法是否严谨可靠
“人权观察”每年发布年度报告时总能引起国际社会反对的声音。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它的工作方法特别是信息来源存在严重缺陷，没有可信度。
比如位于以色列的“非政府组织监督者”是一家专门分析和评价非政府组织的机构，它强烈质疑“人权观察”报告的信誉。今年1月9日，该组织发表报告，揭示“人权观察”缺乏严谨的研究方法。它说，“人权观察”经常基于未经证实的不可靠消息撰写报告。它常使用匿名的“目击者”的说法，从而无可印证。而且，对于所谓的见证人往往也不是面对面进行访问的，而是由缺乏专门训练的人访问或者只是使用互联网的在线服务进行。因为使用了不可靠的信息来源，“人权观察”执行董事肯尼思·罗特曾经鼓吹的一位叙利亚“被武装人员绑架的博客博主”经证实其实是一个来自美国佐治亚州的美国人。
在今年关于中国部分的报告中，“人权观察”使用了“估计”、“可能”、“很可能”的字样。关于中国篇幅不长的报告中，它全面否定中国的人权状况，批评了中国司法制度、宗教制度、民族自治制度、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对外政治和经济交往等，甚至对讨论中尚未通过的立法法案进行了批评和指责。事实需要可靠的信息来源，论证需要严谨的逻辑，它缺乏的正是对中国国情的客观认识以及对中国法律和政策制定及其实施状况的真实了解和科学分析。报告的简单、片面和政治化风格让人失望，或者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该组织的局限性，特别是其在新“冷战”思维下产生的别有用心的政治性。
“人权观察”年度报告发布后，其亚洲部主任布拉德·亚当斯1月23日对媒体表示，中国需要西方国家的市场，所以中国不太可能在经济上与西方作对，尤其是当西方国家都保持一致立场时；因此，欧洲不应该惧怕中国，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应该加强呼吁中国改善人权。由此，“人权观察”施压中国的用心昭然若揭。
笔者倒是希望，“人权观察”在面对世界地图指手画脚的同时，能够扪心自问并认真自省。特别要想一想，倡导和促进人权的正确路径和方式是什么？它自己的人权问题和信誉危机如何解决？

二是，即便仅就“中国站起来了”而言，它“实现的顺序”与“争取的顺序”也有所不同，争取民族、民生、民权的斗争，应该说是同时开展的。中国人争取民权的历史，却并不比为民族、民生的斗争晚——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辛亥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推倒皇权，争取“民权”，实现民主共和。虽然这一革命的“民族”色彩也很突出——有些人认为更加突出，但那主要是“驱逐鞑虏”、“排满兴汉”的民族性，与后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而且辛亥时期，无论革命派、立宪派乃至清廷新政派，都对庚子时的“反动排外”记忆犹新，十分反感，因此这时的斗争，各方都对列强示好，不能争取到列强支持，也是希望他们中立，至少并没有摆出对抗姿态。
民国时期的外患主要来自日、俄
但民国建立后，中国与列强的国家利益矛盾就凸显出来。尤其是日本与俄国这两个近邻，给中国带来的“外患”，是晚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对于其他列强，只有把清末丧失的权益收回多少的问题，没有进一步丧失的问题。而日俄两强的胃口，却比清末时更大，民国政府对日俄的抗争，是极为艰苦的。
而且，这时日俄两强的侵华，与晚清西方列强的侵华，性质上也有所不同。后者主要是谋取“在华利益”，尽管很多确实是不正义的强权利益，但是他们并不想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统治的殖民地;他们与中国的战争是局部性的，中国战败后丧失给他们的主要是藩属和边疆，除了香港和各地租界这类据点，没有涉及汉族居民为主的大片土地。
日本就不同了，不仅清末就通过甲午战争割去了台湾(以汉族居民为主的一个省)，进入民国后，胃口更加膨胀，先是提出“二十一条”，然后出兵侵占东三省，最后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其自以为得手时，竟公然叫嚣不以民国政府“为谈判对手”，摆出一副吞并中国的架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诚非虚语!
俄国方面，虽然在民国时期经历了由沙俄到苏俄的变化，但其对华野心完全是一脉相承。
晚清时，俄国就是列强中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一个，而且也是首先对大片汉族居住区——东北——下手的，日本人可以说是其学生。日本侵略东北的两大先遣力量“满铁”和“关东军”，就是沿袭俄国东清(中东)路和远东军的先例。如果不是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东北就是俄国人的了。
进入民国后，日俄两国在东北也是且斗且和，但都以中国为牺牲。苏军1929年借中东路事件大举入侵东北、攻陷海拉尔等地、重创东北军的“成功”，不仅为两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奠定了信心，而且连事变的借口都为日本人所复制：两年前，苏联人出兵，借口是中国侵犯了他们的铁路权益;两年后，日本人制造“柳条湖事件”，也说中国破坏了他们的铁路。
更有甚者，苏俄在武力挫败中国收回中东路权益的企图，严厉报复了中国之后，却把中东路全部卖给了日本，后来更成为轴心国以外承认日本人制造的“满洲国”的惟一重要国家。
更严重的是，俄国虽然在入侵东北上输给了日本，但在中国北方和西北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清末民初沙俄策动蒙古“自治”，民初北京政府出兵重新控制蒙古、恢复主权后，苏俄又挥军入蒙，击败中国军队，使蒙古“独立”，并从此驻重兵于蒙古，直到苏联解体，使蒙古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并附带吞并了悬隔于蒙古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
此后，苏俄先与日本交互承认满、蒙“独立”，实际上是联手瓜分中国领土，后借日本濒败之际，参加对日“最后一战”，不仅把日本败后中国收回的东北权益又切去了一块(中东路、旅顺大连等)，完全恢复了沙俄在东北的昔日“光荣”，还借中国内战之机，先后要挟双方承认蒙古独立，从而成为列强中惟一成功地把侵华成果永久化的国家。

盛世才投靠苏俄
而更少被今人提到、但绝非不重要的是：苏俄在西北也曾取得了不亚于在蒙古的进展。
1930年代，苏俄出兵干预新疆内战，扶植盛世才成为“新疆王”。盛世才治下的新疆，虽未宣布“独立”，但完全脱离民国中央政府的控制。苏联不但给盛世才大量军援，还派出苏军精锐机械化部队，常驻新疆——不是驻在国境附近，而是驻在新疆面对内地的门户哈密一带，明摆着就是防范内地中国军队入疆。
那时的新疆，拒挂中华民国国旗，而挂盛氏政权的“六星旗”，新疆不理会中央政府，完全自行其是地发展“苏新关系”、签订各种投靠条约。盛世才本人还秘密加入苏共，持有1859118号党证，并立下效忠誓词。新疆境内的五个苏联领事馆和大量苏联顾问，成为盛氏的“太上皇”，而苏联中亚也公然设立了五个不属于中国外交部的新疆“领事馆”。
盛氏新疆不仅体制高度“苏化”，甚至还按苏联的步调，在新疆内部搞“肃反”、“镇压托派”之类的政治清洗。现在人们都知道盛氏“背叛革命”后杀害了毛泽民、陈潭秋等中共烈士，却很少提到他“革命”时就按共产国际旨意，大搞“红色恐怖”，自行杀害、捕送苏联杀害和配合中国的“斯大林派”，杀害了为数更多的“托派”，包括俞秀松、李特、黄超等著名中国共产党人和杜重远等左派人士。
所以毫不奇怪，当时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曾有名言：“人常云，不到西北，不知中国之大;可再加一句，不到西北，亦不知中国之危。”蒋介石则将新疆与东北、外蒙一样视为外国占领区：“新疆已成为东北，当忍之。”(转引自王建朗：《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
当时人们心目中，新疆与外蒙一样都是苏联控制区，则不言而喻。虽然没有公开宣布“独立”，但事实上盛世才确曾建议新疆独立后加盟苏联，只是苏联认为时机未到，没有同意而已。可以说，那时盛世才依附于苏俄的程度，比伪满依附于日本、外蒙依附于苏联的程度，或许稍逊一点，但是比据称是“日本走狗”的张作霖、段祺瑞，则高出不知几个数量级，南京民国政府受英美影响的程度与之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了。
从国家主权的角度讲，新疆、蒙古与东北，当时无疑都是最能体现中国“到了最危险时候”的典型地区。
因此，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站起来了”的斗争，对象主要就是日俄两强，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只是次要的问题。这是认识民国时期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一个基本点。

国内斗争、列强争夺与国权维护
而当时中国国内所处的乱世，对于外争国权而言，也有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的“内乱”自然影响对外御侮的能力。中国参与逐鹿的各派政治势力，都不同程度地借助外援，而所有的外援无论打着什么旗号，也都不是“无私”的，都有“藉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谭嗣同语)的动机，也都借参与中国内争来扩大自己的势力。
但另一方面，逐鹿的各方为争取政治合法性，又都不同程度地把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是国内对手所依附的列强)作为“政治正确”，并抨击对手的对外依附。在没有真正的多党宪政的情况下，这种互相抨击也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多元制约，从而确实也对各方扩大对外依附的可能性构成抑阻，不像大一统时代那样，无所顾忌的皇帝可以忽而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忽而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同时，各方列强的在华角逐，对他们各自的企图也是一个多元制约因素。尤其是，为了支持他们各自扶植的力量，常常会“归还”一些已攫取的权益，以增加这些力量在国内斗争中的政治合法性。
抗战时期，日本与英法等西方国家都竞相放弃租界、治外法权等在华权益，苏联在1949年与新中国的谈判中承诺减少其在东北的权益，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当然，日本人把权益“归还”给自己的“儿皇帝”，只是作秀而已，但西方列强与苏联的上述行动，显然是有利于中国的。
那时，日、俄两强在中国扩张势力，都打着帮助中国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旗号。当然，他们彼此也支持自己在中国的依附者对抗对方的扩张。而当时的欧美列强，英美法在华基本上没有大的矛盾，德国本是野心勃勃的后起列强，从巨野教案、攻占青岛、挂帅八国联军、渗入胶济沿线，19-20世纪之交其在华扩张势头之猛，堪比日俄。但是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终止了这一势头。
此后，德国虽在欧洲重新崛起，并与英法对立，在中国则由于利益不多，与处于利益守势状态的英法也没什么冲突，因此除了在二战中因同盟关系挺日反英法外，在民国的大部分时期，德国也属于在华“西方”阵营，甚至在早期中日冲突中，从参与李顿调查团到不满南京大屠杀，德国的态度也与英美相仿。
所以，那时列强在中国，主要就是日、俄、“西方”(以英美为主)三方角逐。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抗日、俄侵略扩张的斗争，容易得到西方的同情。这种同情，虽然也并非“无私”，而且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英法的守势，在除抗战时期以外的多数时段，都显得软弱无力(用当时批评者的话讲，就是有“绥靖”倾向)。
但另一方面，同样正因为美国的孤立倾向和英法的守势倾向，英美法借帮助中国抵抗日、俄为名，扩大自身对华侵略的危险，可以说很小，而在关键时刻(如华盛顿会议和抗战时期)，他们一旦放弃孤立和守势，对中国的助力确实很大。
相反地，在中国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的正义斗争中，日、俄不仅不帮忙，反而构成更大的阻碍(说详下)，而日、俄打着帮助中国反抗“西方”的旗号扩张自己势力的险恶企图，则很容易鱼目混珠，国人如果把握不住底线，就会构成致命大害。
苏俄支持孙中山、盛世才时都打着“反帝”旗号，自不待言，日本人也擅长玩这一手，它发动侵华战争的理由，居然是要从“白人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黄种人”，团结“大东亚”各国，来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日军在攻占西方租界时，曾强迫白人拉黄包车，让中国人坐着招摇过市，接受欢呼鼓噪，以煽起“大东亚”的“反帝”情绪。
伪满、汪伪也都以“反帝”(英美俄)作为投靠日本人的借口，就像盛世才以“反帝”(英美日)作为投靠苏联的借口一样。

评价民国时期外交的标准
平心而论，当时中国国内真正“自力更生”、除思想影响外没有受到外部实力支援的政治力量，大概只有“第三方”，即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派，其成员在思想史上可能颇有影响，在当时的政局中却不成气候。
而成了气候的力量，第一都有武力，第二都要借助外援。所以简单地贴“爱国”“卖国”的标签，恐怕是不管用的。从有利于“中国站起来了”的角度讲，评价它们的标准应该有这么几个：

第一，对外依附的程度，是像伪满、汪伪那样完全是“儿皇帝”，像1942年前的盛世才那样基本是外国代理人，还是像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那样基本上独立自主，只是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才有对外妥协之举?
第二，对外依附的代价，尤其是在一些明显有损于中国、却有利于自己党派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持何种态度?外援并非“无私”，通常都是有“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不只是“口惠”，必须是“实至”，能够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相当权力。所以历史上的专制者都是“爱国”的——“国”几乎就是他家的私产，他岂能不爱?但同时也只有他们最能“卖国”——老百姓想卖也卖不了呀。孙中山在密谋革命争取外援时，曾对日本有很糟糕的许诺，但是当时的孙中山是在野力量，没有什么权力，日、俄在华攫取的权益并非是他奉送的，如果他当政后真的这样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而宁可自己失败，也拒绝出卖国家权益的正面典型，则是盛世才在新疆的前任金树仁。在新疆出现反金政变时，苏联曾表示愿意出兵为他平定事态，条件当然是金必须像后来的盛世才那样，听命于苏，金的部属多希望他接受，但金宁愿失败下野，也拒绝引狼入室，并毅然向部属发出通电：“我不能图一时之快，遗万世之讥。诸君应以地方为重，勿以我为念。”
金氏历史上有功过是非，但此举确实难能可贵。
民国时期其他的一些势力，就不能像金树仁那样决断，为取得外援，他们愿意付“代价”，但也还是有底线。例如，张作霖就是有限地依附日本，但不愿越过底线，最后遭遇皇姑屯之祸。孙中山当年为争取苏联援助，也付出了代价，但他的底线更是明确，从今天披露的档案看，他与苏联的矛盾其实很大，如果他晚去世几年，他的“联俄”能否联得下去确实是个问题，这不仅仅是谁“背叛”与否的问题。君不见就连陈独秀，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党总书记，最后都被苏联“逼反”了吗?
第三，对外依附的选择。从理想角度讲，不靠外援或只接受“纯洁”的外援而振兴国家，当然具有道德美感，但其实很难做到。然而即使接受了不“纯洁”的外援，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依附状态，选择仍然是重要的。
民国时期的一些汉奸，以“曲线救国”来为自己卖身投靠的恶行辩护，当然令人不齿，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中外历史上的确有很多通过忍辱生存，终于实现国家东山再起的案例，有的是对敌忍辱以求最终灭敌——典型的就是我国古代越王勾践的故事，有的则是通过依附于某个列强，“以夷制夷”战胜敌人，甚至还有依附外力先击败自己的同胞，然后自己强大起来再把当初的“主子”干掉的。
当年莫斯科大公投靠蒙古金帐汗，靠蒙古人撑腰，狐假虎威地统一了罗斯诸国——包括击败了不肯屈服于蒙古人的罗斯同胞诺夫哥罗德，最终壮大到把金帐汗国也打败了，莫斯科公国就是靠这种不光彩的办法，成功“崛起”，变成了沙俄帝国。
其实莫斯科大公当初投靠蒙古人，攻打不屈的罗斯同胞，确实很像是“汉奸”行为，但是这当然不能给我国的那些汉奸提供解脱理由。
关键就在于，这种“对外依附的选择”，又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从功利角度，在国际政治环境中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国家权益发展的依附对象。
莫斯科大公投靠的蒙古汗曾经强大了很长时间，长到足以让莫斯科在其卵翼下坐大，但后来蒙古人又“适时”地衰落了，坐大后的莫斯科得以反客为主。否则，蒙古汗要是像汪伪投靠的日本那样很快就垮了，莫斯科就可能成为殉葬品;而如果蒙古汗一直强大，莫斯科就只好一直做儿皇帝了。
二是从价值角度，选择最有利于本国社会进步的依附对象。
莫斯科的故事发生在野蛮的中世纪，那时它所处的交往环境中，并没有什么更先进的文明(蒙古人在宋朝看来是落后的游牧民，但与当时诺曼海盗遗风之下的罗斯诸国相比，并不落后，后来罗斯的赋税制度就是跟蒙古人学的)。
如果换到近代，假如某国依附于纳粹德国而壮大，而且为虎作伥击败了民主国家，即便它像当年的莫斯科那样成功，这种成功难道不可怕吗?当年汪伪投靠的日本法西斯，正是这样的邪恶势力。像南京大屠杀这样凶残的大规模暴行，英美法是干不出来的。
被侵略、被殖民，当然是坏事，但正如反对专制并不排除对不同的皇帝有不同评价一样，当年日本侵占英治下的香港，香港人民并没有认为只是换了个“主子”，而是支持港英抵抗的。香港同胞对港英时代的感受，当然不同于韩国人或我国东北人民对日治时代的感受。不要说这是因为英国人的“奴化教育”比日本人成功，中国人其实最清楚两者的区别。
当年，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活动，几乎都是在英法租界(美国在华基本没有租界)进行，一旦被英法租界巡捕抓住，首要的营救措施就是尽一切可能防止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因为落在“英法帝国主义”手里，还能生存，而一旦落到“中国主权”之下，必死无疑。
但是，落到日本人手里的共产党人就从来没有防止引渡之说，也没有哪个共产党人认为被日本人抓住，会比被国民党抓住强。毫无疑问，日本法西斯远比英法野蛮、残暴，这不是泛言反殖民所能遮蔽，更不是什么“黄种反对白种”、“东亚反对西方”的日式“反帝”诡词所能颠倒的。

两次正确“站队”的重大意义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民国时期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包括1927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和以后的南京政府，其外交和国际政治行为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与既颟顸自大一味虚荣，又愚昧怯懦卑躬屈膝，不懂外交也不谙世情的清朝相比，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进步非常明显。
我们只要看一个基本事实：1840年以来的清朝，和平、统一的时段比民国长，1840年时清帝国与列强的实力差距，也不比民初大，但是清朝外交，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丧权辱国。而基本处于“乱世”之中、国力相对更为孱弱的民国，在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和抵抗日、俄新的侵略这两个方面，反而都成就卓著，对此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
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当然都有一定程度的对外依附，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中国其他政治势力之间，也为此互相抨击。但平心而论，这两个政府尤其是南京政府，在依附程度上与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相比，还是最小的。
这或许不是因为他们更加“爱国”，而是因为他们的谈判地位更为有利，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儿皇帝”，也都没有公然宣布自己是外国势力的附庸。他们的领导人也希望获得“友邦”的支持——包括支持自己打内战和镇压国内反对派，但毕竟这些领导人不需要“国际”的批准与“远方”的任命。
由于实力不强，他们在盟国中也受过气，但就说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中的所为吧，他在抗战最危急的关头，对几乎是惟一救星的美国人，也还是敢于顶撞的(顶撞的对不对是另一回事)，而不会百依百顺，更不至于为消除“为首者”的怀疑，就主动迎合，投其所好，去火中取栗。
民国外交的成功，首先表现在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两次大变局，即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
应当说，这并不容易，因为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长期实行孤立主义，并没有刻意“拉拢”中国，而英法那时被视为衰落中的列强，对急于“崛起”的中国来讲，其榜样的魅力，远不如后来居上、成功“赶超”的新兴强国德、日——当时世界上一些急于翻身的老大帝国，如奥斯曼土耳其和西班牙，都是比较亲德的。而日本对北京政府、德国对南京政府的影响，也曾经非常大。
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关键的变局中何以能选择与英美法而不是与德日结盟(一战中日本虽属协约国一方，但中国参战是支持英法，与日本无关)?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日本欺人太甚，德国又是日本的盟国;而列强之中，美国在近代欺负中国最少，并且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收回利权运动和抗战等主要关键问题上，都同情和支持中国。
但应当说，辛亥后孙中山以下许多国民党要人的英美背景，英美(尤其是美国自容闳留美运动和庚款办学以来)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早自晚清徐继畬、郭嵩焘以来“反法之儒”对民主共和的好印象，也起了作用。
中国人搞民主共和，尽管“尚未成功”，中国人也并非不知民主国家对外也会自私，但对民主共和的向往，还是明显影响了中国人在国际政治中的倾向性，甚至激进的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在相当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当时很多人都把苏联的制度想象为一种最激进的民主)。这些潜在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两次“站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增进是非常显著的。众所周知，二战时的“站队”，使中国成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当时俗称“五强”)，这是多少比中国发达的国家几十年梦寐以求而至今不可得的，也是迄今体现“中国站起来”的最大标志性事件(下文还要提到)。
而一战时“站队”的收获，今人很少谈到。
当时中国只是派出了华工，付出远小于二战，收获也无法与二战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国借宣战之机，一举废除了对德奥两国的所有旧条约，不仅终止了德国在华扩张的势头，也开启了此后废约外交的先河。
尽管巴黎和会不尊重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引起了国人的公愤，但正是这公愤，使与民权相关的民族主义(即不同于古代“精忠报国”“夷夏大防”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而随着巴黎和会上被忽视的中国权益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重视，中国不仅确实收回了德国遗下的侵华权益，并且顺势开启了持续的普遍“废约”“改约”谈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同时，中国虽然拒签和约，但仍以战胜国身份，以参加“一战”和巴黎和会为契机，开始介入国际事务，参与多边政治游戏，并在国际联盟中积极活动，与清末中国的国际孤立(庚子时甚至是国际厌弃)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两次大战间，虽然中国因为实力太弱，仍然被(主要是日俄)欺负，但国际上普遍同情中国。日、俄对满、蒙的侵占，长期不被国际社会承认，这在当时崇尚实力政治、习惯接受既成事实的国际上，是很罕见的。
尽管在二战前，这种同情显得软弱，但日本为此退出国联，苏俄对国联也素有恶评(我们以前也跟着骂国联，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反过来恰恰证明了，这种同情并非可有可无。经过国人在抗战中的壮烈表现，战前国联的同情，演进为战后“联合国家”的尊敬，这是中国成为“五强”的基础。
民国时期中国军队对外国侵略的抵抗，可歌可泣，非常惨烈，但由于国力与体制的问题，战果常难如人意。于是，正确的“站队”，就显得尤其重要，用前述三个标准来讲，就是在尽可能地保持独立自主的情况下，付出最少的国家权益损失代价，选择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赢家、价值上最文明进步的阵营一边，使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正是这样的选择，使中国在民国时期两次成为战胜国之一，这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
反法西斯性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参加的一方，既是胜利者，也是正义者，自不待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义性虽不及二战，但从国际政治的功利而言，中国如果选择不参战或参加另一方，结果都会非常糟糕：如果不参战，就不可能借机对德奥废约，也很难启动由此发端的普遍改约。而如果参加另一方，只要想想同为“老大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由于在这次大战中“站错了队”落得什么下场，就很清楚了。显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如果被汪精卫等亲日派引入歧途，不要说当什么“儿皇帝”，即便是作为自主的盟国，与德意日法西斯搞到一起，那后果也不堪设想：如果日本获胜，那么中国也不过与日治下的韩国相当，战败了，中国的下场会比奥斯曼帝国还惨!至于什么联合国“五强”之一，那就更是想都别想了。
当然，由于实力弱，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无论是在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还是在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中，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尤其是建立凡尔赛体系的巴黎和会，被中国人视为国耻，还引发了“五四”抗议;但是也应该看到，凡尔赛体系对中国的不公，后来在华盛顿会议时得到了相当的弥补，正如雅尔塔体系的不公，在斯大林死后也得到了相当的弥补一样。
总的来讲，中国在这两次(尤其是后一次)正确“站队”中的获益，对“中国站起来了”是非常关键的。当今国际上经济比中国更发达的德国与日本、人口比苏、美众多而发展也很迅速的印度、同样从老大帝国的衰落中通过变革脱胎换骨重新崛起的土耳其，都与联合国“五强”无缘，而中国早在1945年就有了这样的地位，这两次正确选择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柯伟林是国共两党都常与往来的中国研究专家。美中关系每有风吹草动，新华社大都会专访柯伟林让他“表态”;2010年10月，马英九与柯伟林对谈，接受他的建议，宣称将承认大陆学历、接纳大陆学生到台湾就读。

台湾慈湖雕塑公园收集了来自台湾各处废弃的蒋介石雕像一百七十余座。明尼苏达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约瑟夫· 艾伦在“帝国之后的中国”论坛上，以此为切入点，剖析台湾政治生态的演变。在柯伟林看来，蒋介石是非常倔强的人，对民国的军事成就贡献很大。 (Joseph Allen/图)

“帝国之后的中国”开幕，柯伟林继续幽默：“袁世凯曾向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打听如何建立宪法。艾略特推荐了他的朋友、政治学家弗兰克·古德诺，两年以后，古德诺给袁世凯写了两个宪法，第一让袁世凯当一辈子的总统，第二让他当皇帝。这是哈佛大学对中国民主的‘贡献’，难怪他们从此不问我们的意见。”

在柯伟林看来，“辛亥革命这段历史在美国的学校里教得并不好，而直到最近在中国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讲授，在台湾和香港则是教得深但不广”。柯伟林主张，不能再囿于教科书式的简单定义，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是“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从辛亥革命中找到‘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容易”。

过去的100年是中国试验国外政治模式的世纪，从议会政治、君主立宪到1920年代后列宁式政党执政，1949年国民党被赶出大陆后，共产党取而代之。不同于一些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学术观点，柯伟林认为民国在许多方面很成功，譬如保卫领土和主权、促进企业和创业、基础建设、教育投资等等。

2011年11月5日，柯伟林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办公室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孙中山期待一个由工程师管理的政府

南方周末：中国学者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众说纷纭，你个人对辛亥革命的看法是什么?

柯伟林：在哈佛大学的两个辛亥革命研讨会讲话时我说过，在很多方面，辛亥革命开启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革命过程。首先它带来了一个具有一定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共和国，虽不是立竿见影，但放在整个共和时期来看的话，中国是个强国。1911年的中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如果撇开政治，它在1910年代到1930年代的军事和经济发展还是令人注目的和积极的，但这些发展由于抗日战争、内战等缘故停止了。1978年中国在经济上明显重新接续了1930年代之后中断的路。

从某个方面来说，新共和成功地保卫了疆土，今天中国的边界基本上是民国和清朝的边界，惟一的例外是蒙古。尽管一系列的民国政府是弱势的，但它管理并保护了从清廷继承的庞大帝国，这是民国很大的成就。

而且在每届民国政府治下，中国的边界都受到国际认可。1911年的世界是有着几个大帝国的世界，沙俄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包括大清帝国等等;随后，其他帝国都基本消失了;而直到1945年，大清帝国留下的版图还基本上是完整的。

南方周末：你的观点是民国保卫了中国版图的完整?

柯伟林：是的。我还想说的一点是，民国时期是现代中国资本主义真正开始并繁荣的时期，甚至在那样不统一的时期经济增长也是非常高的。那是中国经济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今天处在第二个黄金时代。

此外，从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你会看到中国有形的变化，中国在具体方面变成了现代国家，如公路、铁路、港口等等。“实业计划”最终启发了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的理念，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可能是孙中山期待的，即一个由工程师管理的政府。

这“技术型政府”的观念对台湾有强烈的影响。1920和1930年代中国培养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效力台湾和美国，也尝试效力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由民国培养的人员编写的。

国民政府也奠定了国营企业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企业的基础也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民国时期建立的，当时是为了发展工业和保卫中国。到1949年75%的工业已经国有化了。

革命时期引起变化的另一个领域是教育。旧的科举考试制度废除了，清末民初中国建立了很好的大学，不但有北大、上海交大等国立大学，还有私立大学，还有在中国的国际大学，如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等。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好医科大学之一是北京协和医学院。这些在当时已跻身世界的最有意思、最有活力的大学体系，在1950年代被苏联化，在1960年代被摧毁。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大学系统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重建了，最好的一些如北大、清华试图从苏联模式回到他们早期的传统，人们仍然记得早期优秀的根基。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的时候，胡锦涛主席谈到了1911年自由教育价值的基础，这很有意思。

今天你也看到新型的大学如民办学院，还有国际大学以非常重要的方式回归，所以中国再次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领导中心之一。

柯伟林是国共两党都常与往来的中国研究专家。不同于一些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学术观点，他认为辛亥革命开启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革命过程，带来了一个具有一定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共和国。 (朱又可/图)

我们对袁世凯的认识是他的敌人描画的

南方周末：很多人认为辛亥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失败了，你接受这样的观点吗?

柯伟林：大家认为革命失败，是从民主的角度而言。从某个方面来讲辛亥革命是成功的，因为清廷没有再回来。从政治方面来讲，革命仍然是成功的。

教科书通常说，孙中山是好人，袁世凯是坏人。事实上情况很复杂，两个人都并不完美。

总体来讲，辛亥革命在许多方面是成功的，除了它最初宣称的“民享民有民治”的理念未能实现。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学术界对辛亥革命的意义评价?

柯伟林：现在许多方面人们开始重新评价辛亥革命，譬如孙中山，人们把他看作积极的力量，不是因为他的成就，其实更因为他的坚持，他顽强地追求他的中国梦，尽管在很多方面失败了。我想你也会看到中国有对蒋介石的重新评价。

我想现在大概是时候重新评价袁世凯了。其实30年前在美国出版的一本很重要的书对袁世凯做了公正的处理，不管是批评还是肯定，它是由密歇根大学的历史学家杨格(Ernest Young)写的(编注：《总统袁世凯：共和早期中国的自由主义与独裁统治》)，那是人物传记的一个典范。我们对袁世凯的认识基本是由他的敌人描画的，这种描画太不假思索了。

15年前我在哈佛有个中国博士生，她做了篇论文，从段祺瑞的角度来看“五四运动”。如果你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学生游行的话，也许会同情段祺瑞镇压学生游行的做法。这个博士对段祺瑞写了很正面的评论。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南方周末：蒋介石呢?

柯伟林：说到蒋介石，大多数中国人不了解的一点，是他对民国军事成就的贡献。1894到1895年清廷在几天之内就败于日本，但抗日战争坚持了8年时间，而日本战胜不了中国。这有很多原因，如中国已是一个现代国家，能够动员打一场现代战争，也因为蒋介石是非常倔强的人，永不言弃。

没有任何事情是“必须发生的”

南方周末：现在很多人说中国是“大国崛起”，你看到的是什么?

柯伟林：我想中国的未来在经济增长、基础建设、教育和军事四个方面是很强大的;但是中国需要一种和平转型的能力，让已经能够做明智决定的中国人在自己的政府中发出更大的声音。我认为对于要把中国带入下个世纪的未来领导人来说，这是很大的挑战。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台湾所经历的60年?

柯伟林：60年是漫长的时间，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仍是台湾的基本法，台湾的民主化是基于这个宪法的原则。我坚信今天的台湾就是一个证据，其实不需要更多的证据，中国人完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管理自己，也有足够的自我管理能力。

南方周末：有的学者认为当年辛亥革命是必须的，有的人认为如果能君主立宪的话更好。你怎么评价这些观点?

柯伟林：作为历史学家，我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是“必须发生的”。1911年和1912年革命的发生有多种原因。从1895年开始15年的时间有一批人矢志推翻清朝，清朝自己也不争气，体系早已开始崩溃。慈禧太后去世后，溥仪还是个未成年人，摄政王们不太强大或不够聪明。第二，1905年废止科举考试也是一种革命，科举停止了却没有建立新的制度。不少原本可以服务清廷的人，不知道何去何从，这帮人都是重要人物。第三，有了新的专业的军队，却不一定对朝廷忠诚。有很多因素，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是清廷缺少强有力的领导人。

我还是要强调，没有什么不可避免。有不少大学者如张朋园等，辩论如果君主政体坚持下去，中国会更好。但事实是，中国的君主失去了原来支持它的正统性，也失去了其道德权威，因此它结束得那么突然。也因此当袁世凯想当洪宪皇帝时，没人对这个感兴趣。这不是草根的起义，而是精英的造反，中国的精英失去对君主概念的信仰，是令人惊讶的。君主制在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地方的苟存变得困难，包括美国也曾有过国王，在日本和其他个别地方却不一样。

南方周末：今天的世界仍然不断有新的革命，也有人不赞成再搞革命。你怎样评价“革命”本身?

柯伟林：“革命”有不同的意义。传统的意义是天命的变化，一个朝代取代另一个朝代、朝代更迭就是革命。辛亥革命很深刻但很短暂。1926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是另一种革命，建立新政治制度、新国家、新国旗、新国歌等等。

我认为惟一不需要的革命是1949年之后的某些革命，如果没有经历这种“革命”，你想一下中国会多么富裕和强大!其他亚洲地区现代化了，发展了，但中国停滞了30年。

我可能要说，中国的革命太多了，到了稳定改革的时候了。我们所有自称“中国的朋友”的人，期待中国繁荣，期待中国人的伟大天才以最富成效的方式服务于中国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想看到内乱或者大的不稳定。但为了进一步，有时需要退一步。世界不停地在变，中国领导人的责任是想一下未来的中国。

孙中山有句“天下为公”，“天下”不是全世界，它真正的意思是国家;“为”应该是作为的、做事的，是“为……服务”的;“公”是所有的人。国家的存在是为人服务，这至少是我对孙中山“天下为公”原初意义的乐观理解。

但华丽的词藻却掩不住这个才女的浮躁之气，诗书满腹却处处表露出虚饰、矫情、空泛的时代病。倒是看不到传统儒家知识学人的谦卑、兼容的气度。

面对台下数百位来自海外的华人作家、学者，她一开篇就说，我最近到世界各地转了一圈，刚从欧美讲学回来……这种开场白，与钱钟书笔下“兄弟我刚从欧洲英伦回来”就如出一辙了。

从欧美讲学回来就讲学回来吧。她在外面的世界看到了什么呢?“整个世界都充满动荡，到处都很浮躁，很混乱。”她举出事例，她看到乱糟糟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看到英国伦敦等地的占领运动。她对此表示无比的焦虑和忧心忡忡。接下来她就大发感慨：反观我们中国社会，是多么的平和，多么的安静!我们的人民是多么的从容，多么的淡定!这就是我们的中华文化和东方文明的优势。

于丹女士的主题讲的是东西方文化。但这些问题显然并非单纯的文化问题，更多的已经是政治层面的东西。而于丹女士对国外的政治，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实质了解多少呢?

西方民主社会的确存在不少弊病，各国都面临许多社会问题，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和危机。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美国不少企业倒闭，银行破产，大量的人员失业。起源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很快在西方各地发展蔓延。

这样的占领运动并非挑战自由民主价值观。要知道美国民间有三亿多枪械，他们真要是想改变政体就不是如此玩法了。当然占领运动势必对正常社会秩序造成干扰，这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都是麻烦和头痛的事。但类似这样的抗议示威，正是西方民主制度纠错功能的有效发挥(当然也不排除有人以此寻求刺激，当作嘉年华)。这次抗议活动的诉求，主要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反对贫困化现象和贫富悬殊，旨在消除民主社会的弊病。这也是民主自由精神、价值理念的一种体现。这些行为受民主制度法律的保护，也得到包括总统在内的各届社会精英的理解。这些运动相比西方上世纪60年代大规模的女权运动、民权运动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而这些运动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历史文明的进程。

西方民众对此也早就习以为常，该上班的上班，该娱乐的娱乐。只有于丹女士吓得花容失色。

同样，经济繁荣的中国也存在自己的问题。例如贫富悬殊等。中国每年约有数十万起的群体事件。每年到北京上访的访民达数十万人，各地都出现因暴力强拆造成的自焚等悲剧。在这个资讯时代，于丹女士对这些不可能全然不知(这些信息大都在国内媒体上报道)。那些天安门前上访的民众，那些往身上浇汽油自焚的强拆受害者，他们如何去从容?如何去淡定?别说他们，就是中国政府对此都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每一天都倾尽全力在“维稳”，按下葫芦浮起瓢。又怎能从容淡定?

作为有一定知名度的知识分子，一个被称为“文化精英”的学者，你不可能不关注身处的社会，不可能漠视民生，对社会苦难、民间疾苦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于丹女士是儒学传人，孔子和儒家知识分子都注重“道”，以“道”自任(余英时语)，这“道”就是责任、使命、仁爱情怀。孔子本人也非常关注民间疾苦。从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到曹雪芹，从梁启超、蔡元培、鲁迅、胡适、陈寅恪，到林语堂先生，哪个真正有良知的知识精英会不关注民众的疾苦?于丹女士说出“何不食肉糜?”那样的话，实在是有违孔学思想和儒家精神的。

好了，不谈这些，就谈文化吧。对东西方文化，有许多人都做过深入研究和比较。一个基本认识就是，东西方文化存在差异，但无分高下、优劣。对自己的文化，我们当然也无须自卑。但也要尊重不同文化。西方文化和文明产生了辉煌的艺术成就，创造了现代科学、人文奇迹，肯定有其优秀的价值。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尤其在人文科学方面，我们要学习借鉴的东西太多了。于丹女士在演讲中处处表露出东方伦理的优越感，对西方文化与宗教表示出不以为然。她甚至将武侠小说中虚构的以气当剑、杀人于无形当作中国文化的精妙典型。

为了证实她的观点，她列举出东西方许多不同的文化现象。但这些例证多与事实不符，错漏百出。试举几例。

于丹以中国文学中对“群鸟”的描写，对比西方文学中对“英雄独鸟”的崇拜，说明中国文化注重群体，而西方文化推崇个人主义。她列举出中国古典诗词、文学中有关群鸟的形象描写，因此而下结论说，中国文化中没有关于“独鸟”的崇拜情结。于丹善能背诵《论语》和许多古典诗词，难道不知道《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展翅：“水击三千里，抟扶摇直上者九万里”的描写?那是“英雄独鸟”崇拜的鼻祖!另外，中国书法、中国国画、雕塑都有大量鹰的形象，如“英雄独立”、“鹏程万里”、“鹰击长空”等，那正是对“独鸟”的崇拜。

于丹还以中国围棋与西方国际象棋作为比较。她认为西方象棋兵是兵，将是将，等级戒律森严，死板教条。而中国围棋机动灵活，强调群体的配合，每一个子都有它重要的地位。但是她忘了，我们也有象棋，中国象棋同样等级森严，兵是兵，将是将，马行日象行田，一点不能逾越。而且，据说西方象棋也是在中国象棋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举这样的例子不伦不类，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于丹女士在演讲中表示出对林语堂先生无比崇敬。诚然，林语堂先生精通中西文化，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弘扬、传播，是第一个系统地将中华文化用英语介绍给西方读者的中国学者。但是，他终生孜孜以求自由的思想，独立之精神，并为此奋斗不息。这更是他作为文化人思想和灵魂的核心，是于丹女士更应该崇敬的东西。在谈到林语堂先生时，于丹说，“他永远是穿着西装，而手中举着中国的烟斗。他有西洋人的头脑，中国人的心理。”

这里有一处常识错误。烟斗是西洋的东西，为十七世纪时英国人所创制，随后才传人中国。这也是许多国人的通病：误将西方的舶来品(例如马列)当作是自己的国粹。

另外，她在演讲中极为欣赏“三八等于二十三”的禅机典故(一个老和尚为平息纠纷，充当和事佬，将“3 X 8=23判成是正确答案)。这种不讲原则、没有是非观念的东方式圆滑，绝不是什么最高的智慧，而是种歪规则，往往成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的障碍和阻力。更不能把它当作中国文化的精髓。于丹以此证明中国文化的高深奥妙，这就近乎糊涂了。

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于丹女士的知识局限、思想局限，学识修养的不足(学问不等于是能背诵多少诗词歌赋)。联想到不久前，北大校长周其凤口无遮栏对美国教育“一塌糊涂”的指责;以及北大教授孔庆东对北朝鲜独裁政治的吹捧推崇，就可以看出当今知识界文化界的精英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一个瓦釜雷鸣的时代。

俗话说，献丑不如藏拙。“哪怕是最了不起的天才，也只能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法·德拉克罗雅)。于丹教授对她自己的专业比较熟悉，基础扎实，对孔子儒家学说，特别是对《论语》的研究颇为精深(尽管孔学界对此仍有许多争议)，加上形象端庄，口才一流，声音甜美，她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教师，成为这个领域有成就的学者。但她无法免俗，无法洁身自好去做好自己的份内工作，而去扮演文化说客，卷入到熙熙攘攘浮华躁动的浪潮泡沫之中。当然，她名利双收，据说出场费都是天价了。但是，她到底不是那块料子，整天飞来飞去，讲来讲去那些东西，露出她的学养底子，以至错漏百出，出乖露丑。把好端端一个才女给糟蹋了。

当然，这本小书在给我带来热闹的同时，也有麻烦。先是有人告诉我，一个大人物不满意我的历史观，于是这个大人物管辖的地带，媒体上就没了我的消息。然后有消息说，我的书被若干历史界的大人物告了，罪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这帽子，已经就见过像导弹一样在天上飞，也有人被击中落地，但至今弄不明白，什么叫做历史虚无主义。从前无政府主义，被人称为虚无主义来着，好像还有点道理，不要政府嘛，等于把政府给虚无掉了，可是我就一个做历史，吃历史饭的人，把历史给虚无掉，我吃什么呀?就我的饭碗计，虚无什么也不能虚无历史。说良心话，我倒是真的想把史学会给虚无掉，因为它毫无用处，但也只是想想而已。

好在，我虚无我的，人家告人家的，书还在卖，我的演讲也没多少耽误。微博上，好些人一直在把我书贴出来，给我鼓励，发表意见，连房产界的大炮任志强，在一次会面时，都告诉我他也在微博上吹过我的书。就凭这个，我真得感谢国家，没有封我虚无了历史的书，让我也一起虚无。更得感谢读者，包括一干儿微博嚣张的意见领袖们，对我有这样的厚爱，让我挣了好些版税，也让我吃累到处卖嘴皮子，说到口干舌燥。

其实，我也知道，不是我的书写的好，而是人们对这个延续100年的世纪转型，有着特别的关注。辛亥百年，全中国的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关切的其实不止是历史，而且有现实。上个月去哈佛开辛亥革命的学术讨论会，全美的中国留学生500多人从美国各地赶来，其中好些都是学理工的，对辛亥革命没有起码的了解，但是，他们关心的是百年之后的现在的中国，中国的转型。

从南到北，由东到西，甚至在海外，被问最多的问题，是这样的：百年前中国是个转型时期，现在的中国，还处于转型时期，中国转了一百年没有转过来，转成一个现代国家，那么中国何时能够转过来呢?

是啊，中国什么时候能转过来呢?乐观和悲观的人们，绝望和希望的人们，大家这一年在想，我也在想。在想的过程中，中国陆续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不乐观地说，悲观和绝望的情绪，在弥漫，答案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做，比说更重要。在人们寻找的时候，答案也许已经在你的手上和脚下了。

就这样跟辛亥革命搅和了一年，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